在传统的历史叙述体系中，尽管说也涉及空间意义上的地理问题，但空间依然是一个从属性的事实形态和表征维度，并接受时间逻辑的调度与安排。简言之，时间才是历史过程与认知的“元语言”，空间只不过是一个被特别征用的历史材料。一切关于历史叙述中的选择、裁剪、拼贴和重组行为，尽管大多发生在空间层面，但依然服从于时间所铺设的结构性的逻辑体系。

　　从空间意义上“讲述”历史

　　在城市变迁的历史脉络中，空间不仅仅是一种物理事实，还是一种社会事实，那里悄无声息地回应着城市与社会的关系与结构。因此，有必要提出并思考“城市空间史”这一亟待深入挖掘的学术命题。所谓城市空间史，强调将空间作为一种抵达城市历史的表征形态和认知线索，在空间维度上去触摸城市的历史发展过程与总体结构。正因为空间的社会性被发现了，把空间作为一种主体性的表征方式，从空间意义上“讲述”历史，无疑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接近文化与社会的认知向度。

　　可见，在城市空间史的研究思路上，强调立足于空间本身的生产实践，通过对空间性与空间关系的识别来抵达总体性的社会史。然而，探究空间本身的历史过程及其关系结构，首先涉及对一系列具体空间形态的识别和认知。哪些空间形态能够进入城市空间史的叙述体系？列斐伏尔和福柯早期的相关论述能够帮助我们从理论上厘清这一问题。

　　媒介实践重新定义城市景观

　　列斐伏尔延续了总体史观，提出了空间实践的“联合—分离”逻辑：在传统的生产空间之外，依然存在公园、游乐场、俱乐部、新的居住区等被分离出来的空间。这些空间场所虽然远离了生产，但却是人们休闲娱乐、恢复体力的场所，因而构成了“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场所”。简单来说，列斐伏尔的空间观念包含两种空间形态：作为商品生产的空间场所和作为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空间场所。这两种空间场所既是联合的，又是分割的；既是连续的，又是断裂的，共同书写了总体性批判的历史辩证法。

　　与列斐伏尔试图在“分离的空间”中接近历史的总体性不同，福柯借用考古学的方法来接近知识的历史，他关注的不是历史的连续性，而是那些不连续的历史断点；他关注的是那些碎片性的、边缘的、躲在暗处的微小文本。这里的“微小文本”在空间意义上主要体现为一个个黑暗的、模糊的、不可见的碎片空间。可见，在福柯的空间观念中，从碎片空间那里去触摸可能的有关知识与话语的历史，这是一种合理的假设。

　　现代城市主要是沿着空间的生产逻辑进行规划的。在工厂、学校、商厦等“重大空间”的连接处，甚至在这些生产空间的内部，存在一定的缝隙、死角和空档。这些边缘性的空间形态构成了碎片空间的基本结构。社会化媒体的重要生产方式就是面向这些碎片空间的改造实践，使其从原始的、黑暗的、模糊的、边缘的空间形态转化为一个生产性的社交空间。换言之，社会化媒体制造了现在城市始料未及的生产景观：一切空间都被纳入一种生产逻辑，既是生产对象，也是生产后果。

　　面向碎片空间的媒介实践重新定义了城市的景观、结构及其与人的关系，城市空间史的书写不能忽视媒介意义上的空间实践。在社会化媒体那里，空间生产实践主要沿着三个方面展开：第一是对碎片空间可见性的生产，使其成为一个资本可以观察、跟踪与分析的生产空间。由于定位服务的普遍植入，城市进入一种不设防的可视化表征体系。第二是对空间关系的激活与再造。社会化媒体不仅关注碎片空间本身的生产，同时尝试搭建空间之间一切可能的链接形式。空间关系的生产已经摆脱了“生产链”这一传统的理性而严密的组织方式，而可能表现为某种感性的关联、戏剧性的相遇或无意识的结合，而这恰恰形成了社会化媒体时代城市空间关系生产的新资本逻辑。第三是对流动空间的动态管理和调适。现代城市不仅关注人本身，同时关注一种普遍的流动性。社会化媒体的空间实践通过对各种形式的“流”的监视和管理，从而建立了空间之间的链接关系和流动系统。当流动进入城市的关注视野，并且成为城市的一种表达维度，流动空间逻辑一定意义上铺设了城市空间史叙述的逻辑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