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2007年度的清史研究，不仅成果甚丰，著述颇多，而且某些重要问题的研究较前又有新的进展。同时，一些新的研究领域也在逐步开拓之中。总的来看，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现就目之所及，概要介绍，以备参考。

　　一、学术会议

　　1月6日，北京大学历史系与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共同举办了“商鸿逵教授诞辰百年纪念会”，与会的专家学者一百余人对商鸿逵教授倾心学术、严谨治学、为发展史学忘我工作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

　　6月30日—7月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黑龙江大学联合主办的“第三届科举制与科举学研讨会”在黑龙江大学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科举制度与科举文化”、“废除科举制度的相关问题”等，展开有益而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3月24—25日，由南京大学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和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办的“多元族群与中西文化交流——基于中西文献的新研究”研讨会在南京召开。

　　二、政治史

　　帝王政治。冯尔康《乾隆初政与乾隆帝性格》（《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乾隆初政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反映乾隆帝具有高度的政治调适力，同时也体现出他刚柔相济、执两用中的性格特点。叶晓青《光绪帝最后的阅读书目》（《历史研究》第2期）研究了光绪帝生命的最后一年向外界索要的“进呈书单”，认为光绪帝对于当时的君主立宪类书籍颇有兴趣，说明他仍在思想上积极准备，试图在未来有所作为。张玉兴在《辉煌与困惑——清朝奠基人努尔哈赤传奇一生解读》（《清史论丛》2007年专号）一文中认为努尔哈赤是时代伟人，但也要客观地看待其晚年的不智、倒行逆施，力求给努尔哈赤一个全面、求实、准确的评价。王思治《康熙重视督抚的选任》（《清史论丛》）认为康熙帝对督抚选任非常重视，并以康熙三十三年两江总督的简任为例进行阐述。成积春《论顺治帝的“自罪”帝王观念》（《烟台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顺治帝“自罪”帝王观念是儒家帝王思想、天人感应理论与清初的政治局势共同作用的产物。这种观念对其政治人格、政治统治和施政方式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麻天祥在《雍正与清初禅学之兴衰》（《湖北社会科学》第9期）一文中指出，清初禅宗思想因雍正的推奖而耀人眼目。

　　制度与政策。杜家骥《清朝初期大学士的品级问题》（《清史论丛》）通过辨析有关文献，总结归纳了清朝大学士的满汉不同品级情况及其变化。姚念慈《康熙初年四大臣辅政刍议》（《清史论丛》）对四大臣辅政的由来及其位序以及辅政体制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得出四大臣辅政体制的局限性注定了其失败的结论。刘风云《有关康熙朝西北三省满族督抚的考察》（《清史论丛》）对康熙朝清廷将山西、陕西、甘肃西北三省的督抚设为满洲缺这一特例进行考察。傅林祥《清代抚民厅制度形成过程初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期）论述了抚民厅制度从萌芽逐步完善，直至全面形成的过程。孟姝芳、章文永《清代处分官员与官员规避之互动研究》（《学术研究》第2期）认为清朝廷很重视对官员失职、渎职行为的处分，官员为了避免被处分而进行了种种规避，从而形成了封建政府与官僚集团之间的互相争斗，反映了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特性。

　　吴莉苇《18世纪欧人眼里的清朝国家的性质——从〈中华帝国全志〉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描述谈起》（《清史研究》第2期）认为西方学者的殖民地研究视角对于研究中国国家形成历史有一定借鉴意义。周保明《清代的地方吏役、地方政府与官僚政治》（《史林》第2期）认为清代国家对地方吏役管理已失控，但他们在制造社会冲突的同时，也起到了调和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作用。孔祥吉、村田雄二郎《一九零二年东京“支那亡国纪念会”史实订正》（《历史研究》第3期）研究了藏于日本外务部外交史料馆的“支那亡国纪念会启”原件，由此订正和补充了冯自由《革命逸史》等书中的相关文献。尚小明《“两种清末宪法草案稿本”质疑》（《历史研究》第2期）质疑俞江所发现的“两种清末宪法草案稿本”，认为第一种是日本人著作的节译，而第二种是民间所纂拟的草稿，并非清廷秘密立宪的产物。茅海建《戊戌变法期间的保举》（《历史研究》第6期）认为，戊戌变法时期的保举情形表明绝大多数官员关心的只是个人仕途。因康有为及其党人的借势生事，才产生当时激烈的政治。徐凯、张婷《满洲本部构成与八旗佐领分布》（《清史论丛》）通过分析《八旗满洲氏族通谱》，阐述了八旗满洲共同体的形成及部族姓氏的世居地，分析了八旗部族人员的职司特点及部族内满洲化和自身汉化趋势。

　　苏红彦《清代蒙古王公年班的特点与作用》（《内蒙古社会科学》第1期）认为清廷实行蒙古王公的年班制度体现对蒙政策“宽严互济”、“恩威并施”的特点。张剑《〈钦定宪法大纲〉与清末政治博弈》（《史学月刊》第6期）认为《钦定宪法大纲》的颁布是清末政治博弈的结果，由其构建的宪法框架及所体现的宪法精神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丁海斌、韩季红《清末陪都盛京的军政改革》（《史学月刊》第6期）认为清末对辽宁地区行政建置的改革是当时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同时因其革除了原盛京军事制度的多种弊端也是历史进步的表现。邵晓芙《清末吏治与乡村民变——以浙江为例》（《浙江社会科学》第4期）以浙江为例，从吏治方面考察清末乡村民变蜂起的成因及政府的应变措施和成效。赵彦昌、李国华《从清代玉牒看清代的宗法制度》（《满族研究》第1期）认为清代玉牒发挥了宗法在政治统治中的作用，宗法制度的精神与运用成为皇帝控制皇族最有力的工具。李春梅《清朝前期督、抚陋规收入的用途》（《内蒙古社会科学》第2期）考察了清朝前期官吏贪取陋规收入的用途，即使养廉银政策实施也未改变此种状况。孟姝芳《清乾隆中后期罚扣大员养廉银与其行政处分之关系探析》（《安徽史学》第2期）分析了乾隆罚扣地方大员养廉银的缘由、目的及具体运作，指出这项措施与地方大员所受的行政处分有密切关系。刘丽君《略述清代顺治朝科道官员》（《内蒙古师大学报》第2期）、《清顺治朝科道官员作用受限的初步探讨》（《内蒙古社会科学》第2期）两文集中对顺治朝的科道官员进行了考察，涉及其活动的历史背景、科道官的典型个案分析及巡按御史的作用，尤其关注科道官作用受限原因。刘丽楣《清代达赖喇嘛奏事权探析》（《中国藏学》第2期）对清朝政府否定清末十三世达赖喇嘛提出直接向皇帝奏事权的请求这一问题的处理过程进行了简要分析。

　　军事。杨海英《关于明清易代的朝明军事合作计划及其执行者研究——洪承畴泄密新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五辑）探讨了明末清初朝鲜和明朝欲联合抗清计划失败的原因及影响，并提出了洪承畴泄漏朝明外交机密的新证据。宝音朝克图《嘉道年间的大青山山后卡伦》（《清史研究》第1期）梳理了嘉道年间大青山卡伦的来龙去脉，进而剖析内在因素及其功效。季泽琦《清代驻防将军印信署理制度考略：以乌里雅苏台将军为例》（《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利用《军机处满文月折包》予以考订，说明清代驻防将军管理制度严格，印信的署理制度亦极其严密。黑龙《乌尔会河之战》（《清史研究》第1期）认为乌尔会河之战是噶尔丹与清军进入全面对抗阶段的历史转折点，为清朝最后确立对喀尔喀蒙古的有效管辖起了积极作用，并有力地促进、推动了我北部边疆的形成。

　　重大事件。杨珍《朱天保上书事辨析》（《清史论丛》）结合朱天保的奏折，并以不同文本相互参证，考察了有关记述的失实之处，分析了这一事件之所以出现的原因及影响。郝艳红《道光帝尊奉皇太后懿旨即位辨析》（《清史论丛》）对道光帝的即位是否尊奉了皇太后的懿旨、皇太后的懿旨在道光帝的即位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究。黑龙《奇塔特出使准噶尔部初探》（《西域研究》第1期）揭示1682年康熙帝派内大臣奇塔特出使准噶尔部的意图，作者认为随后清朝对准政策由“笼络、羁縻”到“限制、削弱”的调整与此有关。梁绍杰《清康熙朝大学士王掞奏请建储始末》（《故宫博物院院刊》第1期）以厘订《文献丛编·康熙建储案》所收王拨议储密折的奏上时间为主线，进而剖析王掞议储的心理及康熙处理此事的隐衷。聂红萍《嘉庆朝新疆“玉努斯案”》（《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1期）揭示了嘉庆十九年(1814)发生于新疆的“玉努斯案”的实质，及对清朝政府治理新疆产生的不利影响。季云飞《清乾隆年间台湾林爽文事件性质辨析》（《安徽大学学报》第4期）从多个方面进行考察，认为林爽文事件实质上是一宗企图分裂国家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