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瑾玎，1886年1月14日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县五美乡张家坊村。1918年加入毛泽东创办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五四”运动。1922年，在毛泽东创办的自修大学和湘江学校先后担任教务主任和董事。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先后在湖北省委、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以后到湘鄂西红区任工农革命政府宣教部长兼秘书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任《新华日报》总经理、《晋绥日报》副经理、解放区救济总会副秘书长、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全国解放后，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73年1月2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周恩来派毛泽民、钱希均赴上海营救关在监狱的熊瑾玎。经章士钊作保，他于9月6日出狱。不久，党派他同朱端绶护送贺龙的家属回到湖南。1938年1月初，熊瑾玎在汉口被党中央任命为《新华日报》总经理，朱端绶担任发行工作，后任会计科长。

　　熊瑾玎到《新华日报》后，便把报社机关的筹建，器材物资的采办，经费的筹措和全社人员的生活后勤保障等艰巨任务承担起来。当时，国民党政府表面上允许《新华日报》出版，实际上却千方百计地予以刁难、阻挠、封锁和迫害。首先是不拨房屋，不给器材。熊瑾玎和徐迈进等经过武汉地下党的帮助，在汉口府西一路（今民意一路）租到一所两层楼房，楼上作编辑部，楼下临街的一面作营业部，后面是印刷部，并在附近租到一些零散的民房作为职工临时宿舍。他们又通过各种社会关系买来三台平板印刷机和油墨纸张等。就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新华日报》于1938年1月11日在汉口正式出版。

　　《新华日报》从这一天开始，直到1947年2月28日被国民党封闭的9年1个月零8天中，在党中央、周恩来、董必武等的领导下，成为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政治、思想、文化、外交、统战等方面斗争的有力舆论工具。

　　1938年10月，日寇进逼武汉，党中央决定将《新华日报》迁往国民党政府的陪都重庆。为了使报纸做到在武汉停刊的次日能在重庆接着出版，熊瑾玎带领部分工作人员先赴重庆筹备。他到重庆后即多方联系，四处奔走。先在市区西三街和仓坪街租到了房子，将经理部设在仓坪街，其它各部都设在不远的西三街。后又将一家停刊了的报社全部机器什物承买过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筹备工作。因此，《新华日报》于10月24日在武汉出完最后一期后，重庆的《新华日报》接着就在25日出版，创造了中国报业史上的一个奇迹。

　　国民党政府从武汉撤退到重庆后，对《新华日报》的限制、压迫、破坏也就更为恶毒了。除了实行新闻检查，删改、扣压稿件，胁迫读者不准订阅和殴打、拘押报丁、报童外，并在物资供应上设置重重障碍，甚至不准人们将房屋、地皮租给《新华日报》使用。

　　1939年5月3日和4日，日机狂轰滥炸重庆，《新华日报》已无法在市区工作，必须迁移。熊瑾玎日夜奔走，四处联系，才在离城十多里的化龙桥和更远的磁器口乡下高峰寺找到一些房子。随即将报馆和印刷器材迁去。化龙桥的房子是党外朋友任宗德新建自住的，高峰寺的房子是饶国模的，他们两人对共产党和熊瑾玎十分钦佩，甘冒政治风险将房屋租借给《新华日报》。这时，国民党顽固派又利用日机轰炸造成的困难混乱局面，命令重庆各报出联合版，企图用此办法扼杀《新华日报》。熊瑾玎和报社其他领导人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一面组织力量在高峰寺编印、翻印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党中央的政策和毛泽东的著作，继续出版《群众周刊》，使它担负起党报的任务；一面又通过各种朋友关系，在化龙桥虎头岩下租到一块地皮，先在山沟里搭起简易草棚，临时编辑油印的《新华壁报》。同时在那里积极筹建报馆的用房。经过熊瑾玎和经理部其他同志两个多月的艰苦奋斗，虎头岩下一排排简朴而整洁的平房建立起来了。8月13日，《新华日报》在这里复刊了。

　　在这以后，熊瑾玎又通过各种关系在庞家岩租到一些房子作报馆职工宿舍。并先后在城内民生路建立了营业部，在七星岗德兴里和纯阳洞建立了采访部和发行科，在南岸、沙坪坝、北碚等地建立了发行站，在成都、桂林、昆明等地建立了营业分处。这些新的战斗据点的建立，都是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得来的胜利，也是与熊瑾玎的惨淡经营、艰苦奋斗分不开的。

　　作为报馆总经理的熊瑾玎，到重庆以后最感棘手的是纸张的供应问题。当时全国大部分地区和沿海城市陷落，纸张来源十分困难。而四川的梁山（今梁平）、大竹及嘉乐等重要产纸地区，又多被国民党垄断。熊瑾玎派人到这些地方购纸，国民党就串通厂方和纸商说：纸早被各报馆和印书馆包销去了，再没有多余可卖的了。有时特务还公然威胁说：“这里用不着你们来宣传什么共产、共妻，赶块回去吧！不然的话，连人连纸一概没收！”

　　国民党顽固派企图用断绝纸张供应来扼杀《新华日报》。为了挫败他们的阴谋，突破纸张封锁，熊瑾玎绞尽脑汁，想出了许多办法。首先，他向国民党有关当局提出：政府既批准《新华日报》在此出版，就应同其它各报一样配给纸张。遇到国民党有关部门故意刁难时，就在报业公会上提出抗议，揭露他们歧视、压制、企图扼杀《新华日报》的阴谋。除了用合法斗争，争得配给纸之外，熊瑾玎还派多人到市场上零星购买。但这还远远不能满足用纸需要。因为报馆还要印刷《群众周刊》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书籍，每天用纸量需四五十令。因此，必须设法打入梁山、大竹那些产纸最多的地区去采购。经过他多方调查研究，发现一个经营梁山纸张的纸商王炽森，喜作旧体诗词，并善书法，熊瑾玎因之与他结成了朋友。此人颇有正义感，赞同《新华日报》的抗日主张和言论。他对熊瑾玎待人热情诚恳、作风简朴甚为钦佩。结识后，交谊日深。熊瑾玎便问他是否可专为《新华日报》承办纸张？他慨然允诺说：“我极愿帮忙。梁山纸商排挤和歧视《新华日报》是毫无理由的。”遂与之订立私约，长期为《新华日报》供应纸张。熊瑾玎不但在价格上给他优惠，还告诉他此事应保守秘密，纸张运到后由报馆派人秘密提取，免得使他承担政治风险。王炽森对熊瑾玎的通情达理十分感激，就尽心尽意地为《新华日报》采办纸张，成了《新华日报》纸张的一个重要来源。1940年3月，熊瑾玎又派苏芸化装成商人去梁山，找到王炽森达成一项协议，由《新华日报》社出资、出人管理，由王炽森出面，创办了川东造纸厂。以后，熊瑾玎又派人到岳池县办了一个小型纸厂。

　　从此直到抗战胜利，《新华日报》的用纸有了可靠的来源，不但长期保证了报馆的纸张供应，而且还尽力帮助“读书”、“生活”、“新知”等进步书店解决了大部分用纸。有时对当时有进步倾向的《新蜀报》也给予纸张的支援。最有意思的是：有一次《中央日报》的存纸用完了，无法出版，四处挪借不到，该报经理张明炜只得来找熊瑾玎借纸。熊瑾玎从团结抗日大局出发，慨然借予40令已经挑选过的好梁山纸，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张明炜感激不尽，并保证一星期归还。但过了4个星期还未还来，张明炜只得打电话对熊瑾玎说：“熊总经理，很对不起，无法还纸，只能照价还钱，叨在同行，请予原谅。”熊瑾玎满口应允说：“可以的，没有问题。不过有件事想同你商量一下，就是想请你报替我报铸一套全副标题字。”张明炜连忙答复说：“可以，可以，一定照办！”那时标题大字的铜模只有《中央日报》一家全备，《新华日报》得到这套全副标题大字后，版面编排就更美观了。不料后来张明炜竟因借纸有失国民党的体面，和替《新华日报》浇铸标题字而被撤职。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的消息传到报馆后，熊瑾玎和全体同志悲愤交集，热泪如倾。在周恩来领导下，熊瑾玎和潘梓年等报馆管理委员会主要领导人组织力量撰写了一篇系统的报道，准备在《新华日报》上登载。但国民政府新闻检查机关硬是扣住不准刊登，周恩来悲愤填膺，亲笔撰写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25个大字的题词，补在被国民党抽扣的那篇报道的半版空白处。

　　熊瑾玎也写了《感菊》、《览物》两首托物寄愤的旧体诗。

    《感菊》诗云：

　　极目篱边菊，依然耐性强。

　　秋霜原可傲，积雪又何妨。

　　叶败仍含翠，花残不改黄。

　　况余根蒂好，还得吐芬芳！

　　《览物》诗曰：

　　地冻天寒日，何当览物华。

　　产霜摧嫩叶，急雨堕新芽。

　　月殿浮云暗，峰峦瘴气遮。

　　平生不下泪，此日泪偏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