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道德伦理思想都和一定的政治联系在一起。在儒家看来,个人修养的目的最终是为了治国平天下,因而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着伦理与政治的结合。有些学者说,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实施的是伦理政治,这是有道理的。我们反观历史,可以看到,这种伦理政治有其长处也有短处。从古代伦理政治长处看,可以从四个方面归纳。

　　1.“民本”思想

　　《尚书》中的两句话“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可说是这种思想的起源。后来《管子》强调:“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孟子把“民本”思想归纳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这种思想浸透于古代的哲学、政治和文学著作中。在古代哲人看来,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真正体现了“民本”,就意味着他的道德修养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因此,道德与行事是联系在一起的。其思维方式是这样的:一个人的道德修养越高,他越是明白事理,他立身处世也就越能顺从民意,并且能够为黎民百姓办实事好事。同样,一个人为百姓办的好事越多,说明他的道德修养越高。这也是古代士大夫们为之奋斗的目标。今天看来,伦理政治将道德与行动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好传统。当然,古代所谓“民本”,并不是真正以黎民百姓为本,那时的历史条件做不到这一点,只是在以君主和社稷为主体的条件下来讲民本。封建社会在皇权至上的状况下才讲顺民心、顺民意,这无疑带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

　　2.忧患意识

　　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孟子也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然后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也。”(《孟子·告子下》)在他看来,道德君子将忧患留在生时,安乐存于死时;人在逆境中艰苦磨炼才能增加才干,实际上这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

　　春秋末期大思想家老子发现了“物极必反”的规则,要人们注意防止事物向坏的方面转化。《易·系辞下》有这样的话:“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在安定中不要忘记危殆,在兴旺时不要忘记失败。努力消除危殆和失败的因素,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谨慎行事,以民心为心,为民谋幸福,这才是长治久安之策。这些都是忧患意识的哲学基础。关于忧患意识,最典型也是最动人的话,是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范仲淹在他那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一文中所说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伦理政治中的精粹思想。

　　3.“和而不同”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要在大一统中包容多样性,从多样性中去寻求统一性。“和”,即是多样内容的统一;“同”,是单纯的一致。“和而不同”是在统一中包含多样的内容,而不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简单一致。“和”与“同”是春秋时代的两个常用术语。晏子曾对齐景公说,“和”就像八音的和谐,一定要有高下、长短、徐疾各种不同的声调,才能组成一首完整和谐的乐曲。“同”就正相反,如果琴瑟的声调都是一个样,怎么会有动听的声音呢?孔子说过这样的名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他认为,君子以“和”为准则,但不盲从附和,而且有自己的思想,小人则反是。“和而不同”的思想观点,对于个人来说,应多方面吸取知识;对于执政者来说,避免独断专行,广泛听取意见,处事公正。这也是中国伦理政治中值得肯定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