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不仅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也是众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基础。2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如果脱离了史料的发掘整理,将是难以想象的。百多年来,多少优秀的历史学家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至今仍推动着中国史学的发展。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史料整理工作,虽然借助于计算机与网络技术,呈现出异乎寻常的突飞猛进态势,但总体来说,并不尽如人意。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影印出版的史料大幅度增长,而经过历史学者核对、比勘、系统分类的史料整理相对减少。前者的增多主要是为了抢救性地保护史料,后者的减少,究其主要原因,是在现有科研考评体制之下,史料整理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很多重要的学科评估,比如一级学科考评中,甚至未能列为指标之一。这一现象对历史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迄今也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史料的影印出版,减少了资料分散所需的查找时间,具有重要的保存和汇集史料的价值,但对于研究者而言,却依然不得不从零开始阅读、查找和鉴别史料。这不仅带来大量的重复劳动,而且也会降低知识生产的速度和质量。而专业化史料整理,基于历史学者的专业知识,对同类相关主题的史料进行收集、鉴别、核对、分类,更便于研究者集中利用,从而避免大海捞针般的时间浪费和一代一代学者的重复性劳动。这实际上是通过学者分工和专业化来提高知识生产效率,有助于进一步加速知识的创造过程。

　　难能可贵的是,尽管现行科研评价体制对史料整理工作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支持,但仍有少数富有远见、不畏艰难的学者,基于对学术研究规律的信念,投身到大规模史料的系统整理工作之中,并对历史学研究乃至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带来积极的影响。《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以下简称《丛编》)系列就是其中的一个显例。

　　中国的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调査大体兴起于清末。进入民国后,社会调査得到快速发展。著名社会学家李景汉称其为“中国社会调查运动”。留存至今的社会调查报告,据不完整统计,总量不下于3万种,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文教、卫生、宗教民俗、少数民族、华侨,以及灾害、资源与环境等各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