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十卷本《夏鼐日记》（始于1931年1月1日,止于1985年6月17日，以下简称《日记》），帮助我们了解先生在这几十年间的实践—阅读、写作、工作和生活，提供了我们认识夏鼐的鲜活的一手资料。《日记》中也记录了夏鼐先生对广东考古事业的关注和指导。

　　关注广东考古

　　夏先生生前对广东考古十分关注和重视，1958年广东南海西樵山的考古发现使学界耳目一新，先生曾多次提到和论述西樵山新石器文化。1980年，广东考古学家杨式挺曾就西樵山文化的命名求教夏先生，先生在1980年2月4日复函，对“西樵山文化”这一命名作了肯定的答复，他还在信中启发地问道：“如果不叫西樵山文化，应该叫做什么呢？”杨先生与夏先生的交往可以上溯至1959年，其时科学院广州分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派杨先生到考古所进修。1959年5月21日《日记》云：“上午赴所，科学院广州分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派办公室主任送杨式挺同志来京学习，谈了一会。”此外，同年5月25日、1960年10月11日和10月30日的《日记》均有提及此事。

　　1974、1975年，在南海舰艇和海南考古人员的协助下，广东省博物馆文物队考古人员对西沙群岛进行了两次水下考古。1974年8月6日《日记》提到“下午广东省文物队参加西沙群岛考古的何纪生、吴振华、徐恒彬三同志来谈。”同年11月15日又记道：“下午广东一位参加西沙群岛发掘工作的同志来所谈这项工作。”1973—1978年发掘清理的曲江马坝石峡遗址为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最重要的发现之一，1976年4月7日《日记》提及：“我又阅《马坝石峡考古发现的简报》，这发现是颇重要的。”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发展过程中，也曾得到夏鼐先生的支持和帮助。无论是人类学系的开创者梁钊韬教授，还是中山大学古文字学教授商承祚，以及商的儿子、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商志，都与夏先生有过交往。其中，商承祚与夏鼐的交往尤多，时间跨度近50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夏鼐选修了商承祚的殷墟文字研究课程（见1931年11月18日的《日记》）。早年《日记》中记述的都是夏鼐阅读商承祚著作的经历。如《殷墟文字类编》和《长沙古物闻见记》。1952年3月8日《日记》云：“参观新近收购之商承祚收藏长沙古物。”1954年8月26日《日记》：“上午商承祚先生偕梁钊韬君来所参观，清华时一别已20年，显得衰老一些了（今年52岁），谈长沙及广州发掘情形，约定星期一上午来所开座谈会。”8月30日又有“商承祚报告广东新近考古发掘收获”的记述。1955年7月21日：“上午审查稿件（广东中山大学商著《长沙战国墓》）。”此后的1955年8月30日、1956年2月16日、1962年12月31日、1964年6月30日以及1964年7月10日都有述及他们的交往，最晚的一条出现在1981年1月22日《日记》中：“商志同志携商锡永（承祚）先生来信，为中山大学要求赠与考古标本事。”

　　梁钊韬出现在《日记》上有6处，他曾担任过中山大学考古学教研室主任，1954年11月1日《日记》有：“阅毕梁钊韬的《考古学通论》讲稿百余页。”中山大学在复办人类学系时，也曾到夏鼐处面谈，1981年6月24日《日记》云：“中山大学梁钊韬教授与容观琼同志来，谈中山大学设立人类学系，及明年人类学会年会事。”

　　鉴认广州明墓银币

　　1964年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广州市东山姚家岗清理了一座明墓。墓主人是明成化、弘治年间的锦衣卫千户韦眷，是一位当时地位显赫的总监两广内官太监。韦眷，广西宜山人，在广州任市舶司监督，他死于弘治七年（公元1495年），次年移葬广州东山。该墓曾于明末清初被盗，清理时尚存劫余的外国银币、金版、珊瑚等。其中有外国银币3枚，当年的广州市文管会考古人员无法鉴别，遂函请夏鼐先生帮忙鉴定这三枚古钱。

　　夏先生收函后曾两次查寻有关资料均无结果。此事使先生难以忘怀，1973年他在出访英国期间，请不列颠博物馆古币专家鉴认，获知一枚为威尼斯银币，余两枚为满加剌（孟加拉）银币。1978年先生参加欧洲汉学会议，访问威尼斯，再次查实了威尼斯银币。后来他著文指出这枚银币在广州（中国）出土的意义：一、印证了13-14世纪威尼斯在欧洲与东方贸易中占重要地位；二、广州当时在海外贸易中占重要地位。这件事，在《日记》中有提及：

　　1964年11月24日，为广州市文管会查明墓出土外国古钱，没有结果。

　　1964年11月25日，继续为广州市文管会查外国古钱，未有所得，只能将复信发出。

　　1973年10月3日，我赴不列颠博物馆的古币部，遇及主任Jenkins [詹金斯]、副主任Lowick，将广州明代太监韦眷出土的威尼斯及印度（阿拉伯字）的古币照片，请其鉴定，并找参考书图。

　　可见夏先生对帮助广州文管会鉴别出土银币一事是持严谨、慎重、认真、负责到底的科学态度。先生在1964年之后，经历了1973年、1978年和1979年各个时段，差不多是十五年的断续努力，才使广州出土的威尼斯银币、满加剌银币的准确鉴别打上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