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让文物活起来”“文博文创”等新动向，标志着文物工作由过去的被动性保护，进入了和传承创新相结合的综合性保护利用新阶段， 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与利用也成为近期一个颇为时髦的词汇。

　　其实，回顾历史，国人对于文物和文化遗产的态度，大致可以分为“古玩——文物——遗产”这么几个不断递进的发展阶段。如果说古玩主要是基于个人喜好的收藏、把玩和研究，这在中国社会和文化中是有悠久传统的，而文物则是清末民初国家开始正式介入对古物古迹的保护、管理之后的新概念，当然其内涵也由文玩清供扩展到几乎所有具有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的考古、历史和古生物等遗存。1930年，国民政府出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的《古物保存法》。至于文化遗产，则是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台的《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首先予以明确界定的，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出台《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进一步将文化遗产分为有形（物质）与无形（非物质）两个方面，前者主要指文物一类的古物古迹，后者则主要指语言、戏剧、音乐、舞蹈、宗教、神话、礼仪、习惯、风俗、节庆、手工艺等不能够固化的人类财富，两者共同构成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其保护与传承也具有相同和相通之处。因此，博物馆界在世纪之交多次以“博物馆与无形文化遗产”为题召开会议 ，2007年国际博协大会在修改其章程时，正式将无形遗产纳入博物馆定义的工作范畴中。我国自1985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并开始申报世界遗产后，文化遗产的概念很快得到普及；2003年国务院公布每年六月第二个周六为中国文化遗产日后，我国进入全民关注和参与遗产事业的新时代。2016年，国务院再次发文，将中国文化遗产日更名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以适应遗产观更为广泛的包容性。

　　古玩——文物——遗产这三个阶段以及相关社会实践活动，不仅是遗产内涵层面的物理性扩展，也体现了遗产与人类关系的全面变化——遗产作为历史与祖先的馈赠，不仅具有传统认可的历史、科学与艺术三大价值，也具有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功能与作用，已然成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资源。因此，就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来说，这也不仅仅是过去大家通常认为的政府与专家的事情了，而应该是政府主导、专家指导、动员社会全面参与的现代社会的一项事业和社会实践，而这也正是新时期我国文物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目标。

　　与文化遗产阶段相适应，需要探索包括政府、部门、机构、专家、公民及其他相关的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适应现代社会多元主体的保护与多个层次、多种形式的保护模式；需要探索管理型保护、规划型保护、技术型保护、养生型保护等多种保护实践的结合，需要探索更多形式的利用型保护、发展中保护的动态保护——遗产的保护利用已经成为一项整合科技、法规、政策、社会实践的系统性工程，因此，也需要探索更具综合性的遗产理论与方法 ，尽可能全面地减少遗产面临的自然与人为的破坏性因素，以实现遗产本体的延年益寿和遗产价值的最大化。

　　我认为，对于当下中国遗产事业的这些需求，生态博物馆的探索与实践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生态博物馆是超越传统博物馆围墙，探索将自然与人文遗产综合保护、展示和利用的一套理论和方法，它缘于博物馆界服务社会发展的良好愿望，以重构自然与文化、遗产与人民、过去与现在的新型关系为重心，与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深层生态系统及理论、生态文明建设等都有关系。回顾生态博物馆发展历史，反思生态博物馆实践的得失，无论对于文博界还是当下中国，都具有现实的启迪意义。

　　什么是生态博物馆

　　生态博物馆是20世纪70年代博物馆界出现的一个新现象，它突破了传统博物馆“建筑+藏品+展览+服务”的模式，而是一种以特定区域为单位、以其中整体的且相互关联的自然和人文遗产为对象，将包括当地人及其生产、生活的各种要素进行综合的动态的保护、展示和可持续利用并发展的没有围墙的“活体博物馆” ，它强调保护、保存、展示自然和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生性，以及人与遗产的活态关系，以形成新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自然与人文生态。

　　生态博物馆的概念最早于1971年由法国人弗朗索瓦·戴瓦兰和乔治·亨利·里维埃所提出。当时，三年一届的国际博物馆协会即将在法国格雷诺柏举行，为了商讨法国环境保护部部长在大会致辞中应该讲什么，作为当时国际和法国博物馆界领军人物的弗朗索瓦·戴瓦兰和乔治·亨利·里维埃一起商讨，提出将各界普遍关注的生态问题和博物馆的文化问题进行对接，将eco和museum两个词合在一起，形成生态博物馆一词，以表明博物馆界对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态度，以及博物馆在回应社会发展现实问题中的角色和作用 。

　　里维埃曾经多次试图给生态博物馆下定义并不断予以修订，1976年他去世之前的最后一次定义被认为是一个具有进化特征的定义，突出了生态博物馆变化且关注、参与社会发展的特性。该定义中，他提到生态博物馆是一个资源中心，一个实验室，一个学校，也是一面人们——尤其是当地人和环境之间可以相互映照的镜子。但是，归根结底，他认为生态博物馆是由公共权力机构和当地人民共同设想、共同建设、共同经营管理的一种工具。

　　应该说，生态博物馆的提出既具有偶然性，也具有必然性。偶然性如上文所提的国际博协大会在法国召开和环境保护问题的大爆发等历史背景与机遇等。二战之后，随着工业化的纵深发展以及发达国家后工业时代的到来，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出版了《寂静的春天》（A Silent Spring）一书，引发了美国乃至全世界对于环境保护问题的深切关注。卡森在书中描述的那个“听不见鸟鸣”的小村镇令人印象深刻。1970年4月22日，美国数千万人走上街头进行大游行，呼吁保护环境，保护地球，这一天后来被定为国际地球日。这当然也使得自诩为社会发展服务的博物馆界深受触及。

　　必然性则体现在生态博物馆悠久的历史渊源和博物馆界一贯秉持的开放与变革态度，以及对自然、环境和社会发展的高度关注与积极参与。里维埃是国际博协的首任主席，他推动建设了许多具有创新性的博物馆，也曾经参与过一些自然类博物馆和法国自然保护区的博物馆展示工作，非常欣赏瑞典工业化进程中保存乡土遗产的户外博物馆实践，也关注过德国祖国博物馆运动及其在乡村保护和社会动员方面的作用。戴瓦兰是法国博物馆界的思想家与后起之秀，当时正担任国际博协主席,他非常关注法国后工业化进程中一些工业城镇的发展转型，以及作为欧洲农业大国的法国乡土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等问题，并尝试以博物馆的方法为其提供解决方案。在1971至1982和1975至1979年间,他分别参与了创新型的克蕊苏—蒙特梭人与工业博物馆(the museum of man and lndustry le creusot-montceau-les-mines)与索匹卡底(sau picardie)生态博物馆的工作，并总结生态博物馆的理论与实践，撰写了《社区主动：研究与实验》（1991年）一书。

　　作为生态保护与社区营造的同义词，生态博物馆被提出后，首先在法国和加拿大法语区传播开来，并迅速向世界各地蔓延，包括欧洲大陆、美洲和东亚地区的日本、韩国、中国等，台湾地区也有不少实验和探索 。在这个过程中，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意组织的以“博物馆与社会的关系”为题的圣地亚哥博物馆圆桌会议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这次会议对博物馆的一系列新变化进行理论反思和概括，其议题之一是“博物馆在今天拉丁美洲的角色”。会议认为，应该提倡博物馆的包容性、参与性，提出了希望能够解决社会问题的整合性博物馆概念。希望博物馆专业人员要走出博物馆围墙，改变博物馆的结构和定位，扩展博物馆的功能，融入社会和社会发展。经过十天的热烈讨论，会议发表了《圣地亚哥圆桌会议决议》，会议的共识还被写入了1974年国际博协大会新修订章程中关于博物馆的新的定义，成为了国际博物馆界的行业性共识。因此，这次会议被认为是新博物馆学运动的里程碑，博物馆服务社会成为博物馆界极具号召力的旗帜，生态博物馆、社区博物馆等渐渐为博物馆理论界所接纳并成为一种服务社会及其发展的直接手段。

　　其实，在博物馆史上，1970年代已构成了博物馆界一个重要的变革时期，包括生态博物馆在内的新博物馆运动被视为博物馆界继19世纪末的专业化以来的二次革命。此后的博物馆将不再是那种充满精品和精英的高高在上的教育者，而成为更加亲民的社会发展与变革的服务者、参与者和推动者，博物馆从从前的神坛屈尊降纡为一个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性论坛，一个各种文化兼容并包并相互交融的接触地带，而生态博物馆更像是一个关于生态文明的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