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山石经的镌刻始于隋末唐初，全盛于盛唐，至唐末五代而中断，但至辽金时又转盛，元、明时期只有少量的补刻。前后历时千年，15000 余石、拓片30000 余张，是我国目前保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为丰富的石刻大藏经，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宗教价值和艺术价值。

　　1956 年春，国务院批准的一项罕见的文化工程正式拉开帷幕，那就是对“房山石经”的勘察、捶拓、整理研究。1956 至1958 年，这项工程始终得到了时任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的关心和指导。谨以此文铭记对房山石经调查研究六十年来的征程和磨难。

　　勘察捶拓“房山石经”的缘起

　　在国务院宗教局向习仲勋秘书长的上报文件中记道：“房山石经的拓印原是1955 年为配合东南亚一些国家‘佛灭2500 年’而开展的对外宣传工作，同时也是为了整理罕有的历史文物经批准进行的。”之后为发掘地穴还向当时的文化部做过请示。1958 年后房山县从河北划归北京市。经多方商量，房山石经山顶和云居寺内的两处藏经被开启和捶拓。

　　石经山洞窟的开启

　　1956 年春开始了发掘筹备工作，4 月21 日佛教协会副会长、著名佛学家周叔迦邀请了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善本部金石组曾毅公先生亲临石经山现场主持开洞仪式，并确定首先开启第3 洞作为试点，然后再逐洞全面铺开。在拓印过程中，坚持按规定程序进行，即先将经版从洞中抬出，轻搬轻放，放到预先建的工棚中清洗干净，编号拓印，保证经版的安全。为了使工作依考古方法程序进行，将下层两座洞编为1、2 洞，上层自右向左依次编为3 至9 号洞，其中只有5 洞雷音洞又称华严堂，是唯一可出入的，其他8 座洞依创刻僧人静琬的意愿，呈封闭式。石洞门上部开直棂窗，以便通风，整座石门以铁水灌注。第3 洞开启后看到洞内经版放置较散乱，一般是下层立放、上层横放或平放，无规律地叠压。捶拓后再按原洞放回。一切就绪后再将石门安好锢封。令人痛心的是，过去对洞内石经已有过搬动破坏，致使洞外还有残经版，所以在工作过程中，也十分注意洞外残碑的保护与捶拓编号，有些重要碑刻因此被保护，如唐总章二年（668）题记、开元十四年（726）或廿四（736）年《大唐云居寺石经堂碑》等。山上9 个洞的经版捶拓一直延续到1958年初才完成。在黄炳章先生的带领下，一支专业和业余的拓工队伍又转战到山下云居寺遗址的地穴处。

　　云居寺南塔前藏经穴的勘测、发掘与捶拓

　　中国佛教协会在1957 年5 月考虑到捶拓南塔地穴中的藏经，要先进行发掘才能往下进行，曾向文化部文物局上报申请发掘地穴。1957 年暑假期间，周叔迦副会长还邀请北京大学教授阎文儒，北京大学青年教师俞伟超、文物局王去非等来到云居寺地穴进行发掘工作。当时南塔遗址已夷为一片废墟，杂草丛生。1957 年8 月1 日开始勘测，经过商量研究，决定首先清除原塔基上的土丘，8 月6 日露出了塔基座台，十分完整。塔基中心砖砌一地穴，内置石函一件，塔台北面立有已倾倒的经幢多座，其中辽天庆七年（1117）志才撰《大辽涿鹿山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最为重要。8 月7日下午，在南边探沟左端发现经版，从而找出了地穴的四至。地穴南北长约19 米，东西宽约10 米，深5米，地面铺墁方砖，边沿整齐。南北两穴所瘗经版排列形式不同，北部经版是一排排顺序排列、南部经版则是纵横交错排列，瘗藏经版六层，北部藏经6295 石，南部藏经3787石，共计10082 石。该地穴共分三次瘗藏，之后再未被动过。此次应是新中国成立后发现的佛教石经最丰的一次。在地穴底部第六层还出土一件石函，函的正、侧面均刻题记，为辽天庆七年（1117）敬装，函内藏有银净瓶、释迦牟尼佛舍利、香炉等。1958 年初山上全体拓工转至寺内，开始了又一项大的工程——捶拓地穴瘗藏经版。

　　黄炳章先生生前告诉我们，他们从事的筹备、启洞、发掘、管理等一系列工作，其艰辛一言难尽。仅捶拓石经七份，每份三万余张，就用去了近1500 刀宣纸、280 多斤墨。今日珍藏在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国家图书馆、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上海古籍图书馆、东北大学（今吉林社科院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拓片，已作为二级文献。

　　以上两处捶拓工程圆满结束后，因当时的历史原因未能作为礼物参加纪念活动，但中国佛教协会不失时机地组织了专业人员开始了漫长的整理研究和出版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