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界的一代“英豪”走了！噩耗传来，悲恸万分！第一时间，想起的是他和我之间最后一次通信、通话。随即找到我回信的记录稿，以《忆往事，悼英豪》为题公诸报端，谨示哀悼。但是，悲痛并未因此而消减。去年他得病之初，电话告知的那种乐观自信，要友人免念的声音，仍旧萦留在耳，那么亲切，那么深沉，那么底气十足，以致四十多年之交的往事又历历在目。其人品德之高，学识之广，襟怀之阔，言行之善，友情之诚，总是令人感佩由衷。我与他相识较早，上20世纪70年代初期，在他首赴美国主持文物展览时已有一面之熟。但正式相识却大抵始于上20世纪七十70年代中期，在广州市流花宾馆召开的广东省文物工作会议上，他得知我毕业于中大，又看到我在会间同商承祚老先生交谈甚欢，于是认定我是商老的学生，因而打趣地问我，“广州是你的第几故乡？”我回答是“第二故乡”。他又用广州话问“会不会讲广州话？”我说“能听懂一点，讲可不行。”他还问及我在广州最喜爱吃的是什么饭菜？我说沙河粉、芥蓝、菜心都百吃不厌。自此，他来京办事总给我捎来一捆鲜绿的菜心或芥蓝。有时还托人捎带。如此“无功受禄”，很有点不好意思，曾多次表示谢绝，却仍然时不时地可以品尝到他带来的时鲜。其实，此时此际，我在国家文物局是地地道道的“区区一卒”。接受他的馈赠，乃是不折不扣的“无功受禄”，是真真切切的君子之交，纯纯正正的朋友之情。1998年春节前，谢辰生先生和我一起托人分别给他捎去古井贡酒和五粮液各一瓶。我在信中附言“花好人常好，春浓酒更浓，望予笑纳。”对此，他曾在信中电话里多次提及酒与函一并保存在柜，“有待羊城把酒共话情谊”。直至2013年年底，仍然告知“信与酒保留至今，有待我兄他日回归第二故乡时把酒话旧了，企盼此日早点到来”。他还将我的信稿复印出来寄给我以资记忆。可想而知，而今酒还在，人已去，留下的是永远的遗憾！如此心细行谨，正是一位老文物考古学家的素质、修养所在，我真为之感佩之极。我们都退下来以后，南北上下见面的机会日渐稀少，但依然在书、电交流的同时，逢年过节，他总要给我寄点广州特产月饼、糕点、腊肠之类，并且明言不要给他回赠东西，北方特产广东人感兴趣的不多。2014年12月邮寄糕点、信函、书法作品等一大包。信中高兴告知他荣获20世纪广东著名考古学家称号。我当即回函表示谢意，并附小诗以贺之。然而谁能想到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书信、邮件往来？此次，他再次书写的书法墨迹中还引用我的“清明召唤老还乡，两袖清风两鬓霜”的诗句。所写楷书古拙、遒劲、圆润，很见功底。信中提及把我的拙作《萤光集——文博文存》“放在床头，随时翻阅”，并对其中关于文物概念《文物是什么》一文说了“最为完整，绝佳”等溢美之词。他对获得20世纪广东四大著名考古学家之一的殊荣，与容庚、商承祚、梁钊韬等大家齐名的内心喜悦更是跃然纸上，我自然也无限欣喜，分享他的荣耀。

　　2009年，由本人策划、主编作为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献礼的较大型文物文献图书《中国当代文博专家志》出版，我最先送他一套（上下册）。他见到后当即给我来信说：书洋洋大观，又是文物出版社出版，名位不低。但一是缺席专家甚多，缺乏完整性；二是黑白照片印刷效果太差，缺乏时尚性；三是印刷用纸档次太低，不够大气精美；四是定价太高，购者寥寥，有偏重营利之嫌等，只能视为有胜于无也。主编用心良苦，功不可没云云。其实，他并不知个中艰难和周折，我也只能无奈地被他“打脸”，未作任何辩解，并对其如此不留情面而深感其为人之正直，为友之诚挚，处事之严苛，治学之精细，都达到学者素养之极致。众所周知，作为考古学者，其学问之精专，往往言与行须并举并重，田野与案头应同力同功。在诸多情况下，田野操作之躬行，又往往更重于案头之立论。老麦的学问，总是深造于田野，成就于躬行。他主持发掘每个遗址，每座墓葬，扮演的都是总工程师的角色，成就的都是一部部考古学专著。他的全部著述都足以证明他就是一位言与行并驾齐驱，实践与理论都登上双峰的著名考古学专家。

　　老麦天性豪爽，言语率直，从不隐讳己见。2004年11月，中国文物学会同东莞市文化局共举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管理研讨会，他作为专家被邀与会。期间，南社古村落主管部门茶山镇领导特意邀请到会专家和文物学会同志座谈南社古村落的保护工作，镇委书记亲自到会听取意见。老麦作为广东文物专家，自然要尽“地主之谊”，先行慷慨陈词，盛赞南社、塘尾两古村的保护成果，并称之为广东古村落文化完美传承的典范，应该好好总结经验，推动广东全省现存古村落文化遗产的保护，使之永远成为海外广东游子寻根问祖的乡愁故土。但他也严肃指出要保护好岭南宗祠文化的本色、特点，努力保护建筑的原真、完整，并重视保存其内在蕴涵，“不要进门一看，都是空空如也。”由于他的率性直言，会上发言热烈，对南社保护的成功经验作了多方面的探讨，引起了镇委书记的高度重视。

　　老麦在治学路上最为突显的两大特征，一是城市考古造诣之深，二是文物保护之力。两者都硕果累累，堪称领兵之帅。作为广州历史文化名城标志性历史文化遗产的秦船遗址、南越王墓、南越国宫署遗址等，都深埋在广州城市中心地带之下，其现今地面之繁华，同样是今日名城之标志，其土地价值之昂贵，堪称寸土尺金。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的矛盾，随着现代化建设发展而越发尖锐、激烈。要现代化之新，还是保地下文物之古？对城市建设“顶层设计”者和“少数关键人物”都是文化素养和战略眼光的一大考验。对文物保护和考古工作者也存在如何正确对待、担当的问题。事情终于不期而遇地发生了。1995年的城市建设施工中突然发现南越王国宫署遗址。老麦经现场考察判断其重要性无可比拟，非保护发掘好不可。于是他怀着惊喜和忧虑交织的急迫心情，上下纵横奔走呼吁、公关，并以他历练有素的专业才智和责任担当，把工作都做到了家，进展很是顺利，最终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全力支持，指示省市领导“务请关注，依法保护”。国家文物局也全力参与保护协调工作，组织专家直奔广州，落实中央领导指示。为此，时任市长黎子流正式表态：“广州现代化不缺高楼大厦，缺的正是历史文化古迹。”从而使问题得以圆满解决。发掘成功之后，又建设宫署博物馆，成为广州历史文化名城闪闪发光的“金名片。”党和国家领导人李铁映同志为此对省市领导同志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表彰。这位市长掷地有声的表态也随之成为名言、佳话，为全国各地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发挥了示范作用。老麦对此事件，自始至终成为专业主角，保护、发掘、建馆的成功，都成为他学问业绩的高峰，都绽放出他的心血、才智之花。坦率说，广州的古城保护和文博事业独领风骚，紧紧地同老麦的言与行、鼓与呼、守与护联结在一起，真个功莫大焉，善莫大焉！唯其如此这般，老麦真个是“死了还活着”的专家、学者，将永远活在粤海和全国文物考古界同仁、晚辈的心中。老麦为国家为事业为学问和处事交友所留下事绩与精神将是文物考古界永存的财富。他的确无愧于“岭南四杰一英豪”！无愧于以诚待人处事的真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