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21日,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主办的“历史考古青年沙龙(第八期)”在成都举行,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暨南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众多学者、师生到场参与讨论。本期沙龙主题为“观盛于微:北朝、隋唐墓葬与历史文化”,分为上午和下午两个半场。

　　沙龙海报

　　首先,沙龙召集人——四川大学王煜副教授对到场的各位嘉宾表示欢迎。他简单介绍了该系列沙龙的缘起,其渊源和催生于近年来已由四川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举办并即将在吉林大学等高校继续举办的“历史考古青年论坛”,同时得益于宽松的时代环境以及考古界前辈对青年学者的提携和支持。本期沙龙主题是以北朝至隋唐的墓葬文化为中心,王煜老师认为相对于该时段研究的重要性以及丰富的考古材料,目前研究该时段,尤其是隋唐的青年学者较少,学术传统相对单一,因此希望在学界前辈的提携和指导下,更多青年人能参与进来。

　　王煜副教授

　　其后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霍巍教授致辞。霍老师首先对到场的老师和同学表达了感谢,随后发表了题为“东西交流、南北对济,华夷交融——魏晋南北朝考古的三个观察维度”的讲话。讲话中他以地面的佛教石窟艺术遗存和地下的墓葬材料为例,具体说明了这三个重要维度对研究的重要意义。

　　首先是东西交流。从外部世界来讲,外来文化进入中国并没有因为魏晋南北朝政治分裂格局的出现而中断,东罗马、波斯萨珊的因素不断地由西向东进入到中土。他特别提到甘青道、河南道以及向下直到益州的这条道路,一直联通着长江中下游、长江上游的益州和西域地区。从内部世界来讲,很多由西向东的势力的集聚在这个时候也开始发生作用。过去宿白先生对此有过研究,通过考古发现可以观察到平城势力的汇聚。在平城之前,还有凉州地区。从凉州到平城、再到洛阳,这样一条流传的路线在魏晋南北朝考古中的佛教艺术中表现的非常精准。他认为南朝佛造像文化传统的变革,应该在齐梁之际最为显著。所谓的东西交流,有外部的中外文化交流的因素,也有现在中国版图上地域文化之间的交流。

　　其次是南北对济。从佛教艺术来讲,褒衣博带究竟是来自于南朝还是北朝,这背后还有很复杂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去看待南北双方,长城内外。要从新的维度出发来看,中原士族南移带来的文化和江东旧族之前固有的文化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碰撞和交往,来自更遥远的北方草原民族,他们又给中原文化带来了什么新的元素,注入了什么刺激性的因素。

　　最后是华夷交融,很多文化现象都可以从这个维度来理解。北周时期有一批粟特人的墓葬中发现了石棺椁,这肯定不是粟特旧俗。对于这个习俗的来源问题,如果放到一个大的时空去看,可以看到鲜卑人在平城已经有绘制棺版画的传统,其基本的格套、题材都已经形成。这种传统还从鲜卑传到了吐谷浑,再传到吐蕃,这条传播路线非常清楚。另外,北朝时期出现的大量石棺椁葬具,也要放在一个大的维度去看。外来人群在受到中原文化影响改变自身习俗的过程中,肯定也吸纳了其他民族的文化。华夷交融也是魏晋南北朝考古的重要观察维度。

　　霍巍教授

　　上午第一场由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李梅田教授作题为《历史时期考古中的区域研究——以南北朝交接地区的襄阳为例》的报告。李梅田教授首先提到:区域文化研究一直是考古学,更是历史时期考古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学的区域研究是基于遗存形态的差异进行的研究。

　　李梅田教授

　　徐苹芳先生曾提出,在进行历史时期分区研究时,要重视历史上的人文地理分区,还要重视政治因素。从汉代至明清的人文地理分区基本面貌没有大的变化,但是在不同时段有粗略、详尽之分,这种分别是社会复杂程度变化引起的,历史时期考古的区域研究应从区域文化内涵及区域互动角度来揭示这种复杂性。

　　历史时期的社会复杂性表现在区域上有四个特点:第一,政治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大,地理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小;第二,社会阶层分化后,考古所见遗存以社会精英阶层遗存为主;第三,交通线路扩展和人口流动频繁,区域互动与变迁加剧;第四,区域内资源分布不均、开发程度不同,需考虑遗存类别的不均衡。

　　李梅田教授基于老一辈学者历史时期考古区域研究的大量成果以及日益增多的考古发现,总结出历史时期区域研究的四大内容:第一,确定区域文化特征;第二,确定区域文化定位;第三,确定区域之间的关系;第四,考虑区域文化的动态变化。

　　襄阳恰是南北朝区域文化研究的极佳范例。这里地处华中地区的腹心,位于南阳盆地,与西北地区、中原地区、长江流域等地形成水陆联系。襄阳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直是南北政权交接的边境地区,在南朝的刘宋和萧梁时期,此地政治军事地位上升,与建康联系紧密,也是北人南下的重要落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