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依托自身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资源，孕育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品质优良的博物馆，发展潜力巨大。围绕如何“让文物活起来”这一文博工作的核心议题，通过跨区域的博物馆理论和实践的交流，举办促进共同提升、共同发展的三个“三角”的高峰论坛是必要的，这也是博物馆界结合工作实际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的重要举措。

　　11月12日至14日，由《博物院》杂志社、北京博物馆学会、广东省博物馆、南京博物院主办的“让文物活起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博物馆高峰论坛在中国园林博物馆举办。来自上述地区近百家文博单位的管理者及相关业务人员参加了论坛。

　　在论坛中，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作了主题报告；三个区域的六位代表分别从文化创意、海上丝绸之路展、观众研究、文物保护利用、理事会制度实践与思考以及博物业务发展体系建构等作了主旨发言。

　　单霁翔院长从匠者、仁心的视角阐述了“故宫”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追求与梦想。通过古建筑修复，建立文物医院；赋予观众参观尊严，提升服务，网络售票，扩大开放面积；建立故宫研究院、学院，举办故宫文物回乡展，等等，建立了一套以文物为中心，以观众为中心，为历史负责，为文物负责的博物馆运行模式。他的报告引起了报告厅内观众的阵阵喝彩和会心的微笑。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在文创产品开发中十分重视地域以及民族特色，形成了海洋文化、山水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文化、茶马古道、一带一路等15个系列的文创产品，吴伟峰馆长说道。展厅内有静态的展示，外有动态的非遗表演，还有风味小吃等美食辅助——馆里的“民族文物苑”有实景演出：每天有山歌对唱，桥下水面上有小船，有少数民族对歌，丛林里面也有乐器演奏。这一切都给观众以美的享受。受到民族文物苑的影响和启发，“印象刘三姐”大型实景演出诞生。同时，设立了广西传统工艺展示馆，有展示也有理念设计，有制作也有产品销售。目前做得比较大的是面向东盟的文化创意，开发了香茶等文创产品，用提炼精油后的渣做成香，植入东盟同声传译器也在研究中。

　　对口扶贫也渗入了文化创意。探索博物馆和公司合作即“博物馆+农户+市场”的模式参与扶贫项目。通过举办技艺培训，帮助低保户妇女学会民族刺绣、织锦等技艺，她们把产品放在博物馆网站上销售，助其脱贫解困。下一步的工作是把贫困村建成生态博物馆，以文化带动旅游的发展。

　　中央确立福建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从2011年开始，福建博物院用三年的时间联合沿海的江苏、浙江、山东、福建、海南等省，也特邀上海、江西两地，举办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精品展，较全面介绍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发展和转型过程。通过波澜壮阔的航海场景，展现出沿线文化遗存的独特魅力。2013年“丝路帆远——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精品七省联展”在博物院开幕，展览荟萃了300余组（件）的文物精品。2014年4月几家单位联合主办的海上丝绸之路特展在首都博物馆开幕，5月其精品展赴巴西开展。后在国际上巡回展出，制作的图片展也受到各国欢迎，相继在四大洲18个国家展览。福建博物院副院长张焕新回顾了该院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精品展的办展经历。

　　公众对博物馆的态度和需求是博物馆存在和发展的关键，是博物馆文物得到有效利用和传统文化得到发扬的基石。博物馆的服务对象要覆盖广大社会成员，传播方式要全方位多层次，宣传教育的核心是讲好中国故事。博物馆作为代行文物保存与研究职能的机构，其最终目的是要将文物藏品的内核带回到公众的视野。公众更应该是博物馆的主人，而博物馆人只是引导者和激发者。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李峰阐述了该馆以展览展示、公众活动、文化创意产业等途径吸引更多人群走进博物馆，走近文物及其背后的故事，打造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博物馆。

　　正在筹建的上博东馆以中国历史上的文化现象为切入点，打破展品的门类限制，横向构建体系；展教结合，借鉴国外自然科技类馆的经验，提供更多符合观众需求的原创性展览；推出亲子教育平台，提供涵盖不同需求、形式多样、主题鲜明、定价合理的亲子活动和未成年人教育，培养孩子们独立思考、整合知识、得出结论的能力；自主研发和引进门类齐全的文创产品，结合展览尝试埃及文化形象创意产品，如曲奇饼干、蛋糕、巧克力等，并从局限于具体商品的研发，到融入上下游文化创意产业的系列化发展，提出“大文创”发展概念。

　　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从博物馆发展进入新时代的视角出发认为，要让博物馆里的文物活起来，需要考虑怎么使文物所代表的中国历史传统和文明能让观众感受到：

　　一是让可移动文物来讲好中华传统和地域文明的故事。展览是博物馆最重要的文化产品，但不能把文物随便组合，一定要按一定的主题。同样的展品可以做成思想内涵不一样的展览，接展机构必须有话语权和自己的设计思想。藏品修复过程也可以做成展览。二是寻找文物组合的相互关系和故事。策展人要做的不仅是把文物的美介绍给观众，更要去寻找文物和文物之间、文物和地域之间、文物和人之间的关系，并把这个关系告诉公众。关系的重要性大于文物的本身，要达到1+1>2的效果。三是让不可移动文物成为博物馆的重要资源和藏品。运用虚拟现实技术将其放在展览里面，比如将大运河江苏段、南方私家园林等做成虚拟展示，能够让观众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和文明。四是让文创产品丰富人们的生活。如把数字化的展览做成产品，既可以落地展也可以销售，博物馆的影响力会非常远。五是扩大传播能力。通过微信等互联网新媒体的有效传播，博物馆展览能够有几何级增长。

　　博物馆在搞好工作的同时，要把管理体制问题解决好。我国现行博物馆理事会制度有三种模式。一种是领导任理事长。理事长由博物馆上级主管部门以上的领导兼任。管理职能重复，政府授权人与理事会授权人不一致，决策效率低，无法形成有效沟通机制，阻碍了行使决策权和监督权，确实是个别有资源的部门因某种原因可以给予工作支持。第二种是专家咨询模式。理事长由专家或馆长担任，完成上级任务要求，与原体制不冲突，可以提供智力支持，但不能进行决策监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理事会。第三种是馆长兼理事长（被动型）模式。理事长由馆长兼任，可以形成决策机构，但与原有的馆长（书记）负责制分割不清，没有明确的发展与转化方向。河北博物院院长罗向军在调研了部分试点省级博物馆理事会制度实践后总结道。

　　对于理事会模式，她给的解决方案是馆长兼任理事长（主动型）模式，分为紧密型和松散型两种形态。两种形态的理事长都由举办单位提名，经理事会选举后按干部管理权限任免。前者像现在国有企业的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关系：馆长由举办单位提名，经理事会审议后按干部管理权限任免。后者像现在公司的职业经理人，馆长由理事会向社会（含博物馆人员）公开招募，经一定程序的考核选拔后提出馆长人员，报举办单位审议，同意后由理事会聘任馆长。各级博物馆建立理事会制度，应把握法人代表的连续性原则。罗向军认为，只有法人任领导人的机构，才会真正有决策权。

　　天津博物馆馆长陈卓认为，目前博物馆策展人团队在人才和观念上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以前的业务人员学博物馆历史、考古的多，复合型人才偏少。二是思维观念局限于馆藏文物的内容，只在类别上搞展览，而不是从社会、历史层面，甚至是多层面，包括美学、民族学等。

　　陈卓结合天津博物馆近几年的活动和展览，就如何培养展览人才队伍提出建议：建立、健全策展人制度，加强对于策展人团队的培养。尝试聘请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客座策展人”，用他们的经验能力丰富完善博物馆展览体系。跳出以往团队专业的局限，要从复合型人才抓起，这几年从书画部着手，扩招美学、艺术史的人才。京津冀一体化目前每年联合做一个展览。除了要结合自己的馆藏，要多和周边，甚至包括珠三角、长三角搞联合，促进博物馆横向、纵向交流延伸。要以展览促进文物学、美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博物馆相关学科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推进博物馆学术研究的能力与影响力。以展览推动文物保护工作的可持续发展。公共服务、宣传教育等贴近民生的项目要与展览更贴近，通过展览来引领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与制作等一系列工作，并成为博物馆业务发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次论坛设置了跨区域合作、博物馆文创、数字化以及馆校合作等四个备受关注的讨论专题，主持人、发言嘉宾与点评嘉宾及与会代表互动交流，亮点与金句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