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至1946年，同济大学，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等机构迁至四川李庄。为什么这些顶尖的学府和研究机构，要在彼时迁到这个四川省偏僻的小镇？李庄又为何能使来到此地的学子、学者们创造出如此卓越的成果呢？

　　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的胡文怡上周末在第五届“中国公共考古·李庄论坛”上的专题演讲，试图厘清“何以迁李庄”与“李庄何煌煌”这两个问题。

　　今天的李庄

　　李庄的故事，一言以蔽之，便是1940年至1946年，同济大学，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等机构，迁至李庄，并于此处，在学术科研、教育、文学、抗战等多方面，创造出了辉煌的成果。

　　而就是这短短几十个字所蕴含的故事，若想全部细细道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写90本书肯定都是不够的。因此，现在关于李庄的著作是非常多的，而每一部曾在李庄生活过的外乡人的传记和回忆录中，又必然会提到李庄一笔。所以，我就不赘述那些耳熟能详的故事了。

　　我在阅读了李庄的故事之后，我心中有两个疑问。

　　第一，“何以迁李庄”？为什么这些顶尖的学府和研究机构，要在彼时迁到这个偏僻小镇？李庄，虽然和成都、重庆、昆明并称为“抗战大后方的四大文化中心”，但另三个都是省会城市，重庆更是国民党政府时期的“陪都”，而李庄当时连个县都不是，只是一个小镇而已。

　　第二，李庄何煌煌？那些学子、学者们，为何能在这个当时的“穷乡僻壤”中，创造出如此辉煌的成果？当时不比今日，现在中国的一个村可能都有自己的飞机场，还通网通电。而当时的李庄，用“穷乡僻壤”来形容那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么，它为何能使来到此地的学子、学者们，创造出如此卓越的成果呢？

　　当年的李庄码头（来自《烽火同济》，江鸿波、祁明编著，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

　　何以李庄？

　　何以迁李庄的原因很多，但我想，最关键的因素还是生存。人要生存，民族文化也要生存。

　　1940年夏，抗日战争已经打响了两年多，中华大地几乎半壁江山尽失，全靠太行山脉、秦岭、巫山和云贵高原这一片，挡在西部大后方之东，暂未被蚕食。而原先在北平的营造学社、南京的中研院、上海的同济大学等，全都已经被战争撵着搬了好几回了。营造学社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一个脊椎受了重伤，一个得了当时的不治之症——肺结核，带着两个小孩、一个老人、一大堆资料，千里迢迢地先赴长沙，再转昆明。史语所呢，人好动，问题是所长傅斯年先生宏图伟略，他们有一个自己的图书馆，还有众多遗物资料，所以史语所但凡要搬，都得带着1000多个木箱子搬，箱子里还都是价值连城的图书和文物，动辄几十艘小木船，几十辆大卡车，提心吊胆、浩浩荡荡地先搬到长沙，再搬到昆明，所以我们不免可以得知，后来搬往台湾的经验是从哪里来的。同济是最惨的，据说自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开始，日军就追着他们炸，他们一千多号师生，颠沛流离，带着一大堆东西，辗转浙江、江西、广西，连越南都去了，整整搬了五次，才搬到了昆明。

　　昆明地处云贵高原，按说日军很难打进来，但这么多顶尖学府、机构，全拥在一处，密度如此之高，他可以用飞机轰炸呀。1939年至1941年，日军就是对准我们的政治文化中心，疯狂轰炸，重庆在这期间被炸了124次。因此，最后能到李庄、能活下来的学府和机构，其实都是在昆明没被炸死的。

　　1939年5月至1941年，日本飞机轰炸中国大后方城市示意图（局部）（来自《中国抗日战争史地图集》，武月星主编，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1994）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这对彼时的中国来说，一点都没唱错。但事已至此，“回去是没有出路的，只有继续向前走，才有可能为我带来希望”。既然昆明不能待了，便另寻他处吧。只有搬到敌人找不见、能存活下去的地方，只有在战乱中将文化的火种延续下去，我辈方能得到些许慰藉。我想，这大概是当时大部分在昆明的学子与学者，心中所想。

　　该搬到哪儿呢？最有经验的同济首先开始想招。这一看可不要紧，离云南最近的四川宜宾地区，但凡能从地图上找到的点儿，都已被其他机构占据了。而他们这浩浩荡荡几千人，没有“较大庙宇”，如何容得下呢？此时就要说到每逢谈论同大迁川，必谈的“茶馆会谈”，当然，这个专有名词是我生造的。中元纸厂厂长、同济校友钱子宁，为同济找地方，正找得灰心丧气，南溪县李庄镇的士绅罗伯希、王云伯正好来茶馆喝茶，一听这事，感觉李庄兴许能办到，便为钱子宁，和国民党李庄区党部书记罗南陔牵上了线。懂得“国家危难之际，文教机构一定要保住”的高级知识分子罗南陔，在其中大力推动，全力张罗，最终，让“柳暗花明”的李庄镇，向烽火中的同济人张开了怀抱，而中研院史语所、营造学社等，便也随之而来。

　　外来学者、李庄乡绅与新婚夫妇合影。二排左一为张访琴，二排左二戴墨镜者为张官周，一排左二为李济，四排右一白衣者为罗南陔（来自《中国李庄》，刘振宇、维微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