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冯建军，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南京 210097

　　内容提要：从人性的视角反思生态危机，占有性个人主体性是生态危机的根源。走出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超越占有性个人主体性，走向类主体。从占有性个人主体到类主体，需要从个人哲学到类哲学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转换。教育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根本在于培养类主体，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类主体教育超越了以往环境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和生态人教育，全面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统一。

　　关 键 词：生态文明 占有性个人主体 类主体 生态文明教育

　　标题注释：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2017年度重大项目“学校公共生活的建构与公民品格的培育”(项目编号：17JJD880008)的研究成果。

　　党的十九大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并从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入手，对推进绿色发展、着力解决突出的环境问题、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作了部署。[1]建设生态文明，既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也要进行生态文明教育。教育是解决生态问题的重要力量，也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基础。为解决环境问题，学界先后提出了环境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等，旨在使人掌握环境保护知识、技能，具备相应的生态观念，践行绿色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这些对治理环境问题非常必要。但站在文明的高度看，环境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还是有局限的，需要进一步提升到生态文明教育的高度。人类是建设和推动文明进步的主体，文明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全方位的整体提升。生态文明需要站在人类发展的高度进行建设。为此，本文从人类的发展状态反思生态问题，建构生态文明新的人性观，提出培养生态文明的新人。

　　一、占有性个人主体：生态危机的人性之根

　　文明的开始，源于人类对自然的改造，自然打上人的烙印，成为人化的自然。从人与自然的浑然一体到人与自然的分离，人之意识的觉醒是人独立的标志。在思想史上，由“以自然观人”转向“以人观自然”，产生了近代西方哲学的笛卡尔主义。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作为形而上学的第一原理，将主体我与客体世界相分离。但在早期的分离中，人没有构成对自然的伤害，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礼记·中庸》)，“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孟子·梁惠王》)。

　　随着农耕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人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主客二分发展为二元对立，人从与自然的分离走向对自然的傲慢。人的主体性体现为不断地征服自然、占有自然和掠夺自然。人成为自然的绝对统治者，“制造出了一种‘自然之死’，将自然看成一种无生命之物和可以任意摆布之物”[2]，凌驾于自然之上。人与自然的关系由分离走向对抗，出现严重失衡，产生了生态危机。生态危机虽然表现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但根源在人自身。

　　有人认为，生态危机是由人的主体性导致的。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因为如果没有个人主体意识增强，人依然处于动物般的自然阶段；没有人对自然的改造，没有生产力的发展，谈不上文明的发展。因此，“生态危机的根源，并不在于确认和强调了人的主体性，而在于使这种主体性的作用发挥到了极端的程度。主体性为所欲为的结果，最后导致危机的形成。”[3]

　　占有性个人主体性是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所造成的。其基本特征有如下几点。第一，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人与自然不再是一体关系，自然外在于人的存在。人作为主体，自然作为客体，人通过占有、利用、征服自然，创造人类文明。第二，个人中心主义。人与自然的主客二分关系，也体现在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个人中心主义。一切价值以“个人”为中心，“个人”是目的，他人只是实现个人目的的手段，个人因此陷入孤立状态，成为单子式的人。第四，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工业文明中，人开始摆脱自然依附获得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是以占有物为基础的。物的占有越多，个人的主体性越强。人迷恋于对物的占有，成为贪婪的“经济动物”，导致了人的异化。第三，以技术理性为核心。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技术理性助力了主体性的发挥。现代人依靠技术理性，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用纯粹工具主义的价值属性来审视一切，放弃了伦理道德观，酿成了现代人的危机。

　　生态问题所表现出来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在根本上是人的占有性个人主体性所致。占有性个人主体性以“自我”、“个人主义”、“技术理性”和“占有性”为特征，把自然、他人、社会置于主体自我之外，在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导致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异化和人自身的异化。

　　第一，它颠倒了人与自然的本然关系。人类出现以前，自然界已然存在。人的出现，自我意识的萌发，并不能改变人作为自然界一部分的本然状态。但近代以来，主体性的不断张扬和狂妄，制造了一个个“人定胜天”的壮举。对此，恩格斯警告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4]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酿成了当代严重的生态危机。

　　第二，扭曲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占有性个人主体性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个人被原子化、孤立化，人与人之间相互封闭、排斥、对抗，他人是豺狼，是地狱，由此导致了个人利己主义、国家霸权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原教旨主义，强化着世界的矛盾和冲突，使世界失去了和谐的价值基础。

　　第三，扭曲了人性本质。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最终都反映在人自身的发展中。占有性个人主体把自然置于人之外，无视人的自然本性；把人孤立化、原子化，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异化为一种支配、占有和征服关系；“资本逻辑”使丰富的交往关系异化为经济交换关系，“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5]；只重视物的占有，满足贪婪的物质欲望，“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6]，使人为物所奴役；把技术作为征服世界的工具，发展技术理性，忽视了人对自然、对他人的责任和关怀，由此导致了人的性的丧失。

　　二、类主体：生态文明的新人形象

　　文明是由人创造的，不同的文明对人之发展提出不同的要求。占有性个人主体性就是工业文明人发展的典型表征，也是造成生态危机的人性之源。生态文明是基于对工业文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深刻反思而提出的人类文明的新阶段，它在扬弃工业文明成就的基础上，以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谋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类主体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呼唤。建设生态文明，必须超越工业文明的占有性个人主体，走向类主体。

　　(一)类主体是对占有性个人主体性的超越

　　随着个人主体的占有性和个人中心主义日益膨胀，20世纪后期，不断有哲学家对其进行批判和提出替换性方案。如胡塞尔(Husserl，E.)、海德格尔(Heidegger，M.)的主体间性和哈贝马斯(Habermas，J.)的交往理论。胡塞尔在认识论上论证“我”之思与“你”之“思”的共在，主体间性通过“共现”、“统觉”、“移情”而实现，从而提出认识论的主体间性。海德格尔论证了“我”之在与“你”之在的“共在”，“此在”渗透着世界与他人，不可能单独、孤立地存在，从而提出了存在论的主体间性。哈贝马斯批判了工具理性，提出交往理性和交往行为。交往是主体间通过言语实现的主体间的理解，提出了交往的主体间性。这些哲学家都在不同层面尝试提出超越个人主体性的方案，但这些方案脱离人的现实的社会关系，从而导致了对主体间性的抽象化理解。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主体间性思想和理论，从直接的意义上，可以归结为社会历史形态。”[7]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在社会历史中不断生成的，据此把人类社会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8]这三个阶段反映了人的主体性的发展状态。第一个阶段，人的存在以人与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只有群体的“大我”，没有个体的“小我”。第二个阶段，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出现，人打破了自然的依附获得了独立性，具有了个人的“小我”。如果说第一阶段是群体主体，第二个阶段是个人主体的话，作为否定之否定，第三个阶段是类主体。类主体是建立在“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自为自觉”的个人主体。马克思(Marx，K.)指出，第三个阶段是人类发展可以预见的最高形态，即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