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马莹，浙江嵊州人，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教育社会学、外国教育史，北京　100084

　　内容提要：19世纪中后期，以专业学院为组织模式的专业教育在美国大学兴起，不仅推动了当时美国社会的长足发展，更成为后来全世界大学专业教育的典范。专业教育的兴起是美国社会发展所要求的。工业时代对专业人才的需求，“镀金时代”的社会问题，专业协会的发展及其与政府、市场间的制衡构成了美国专业教育发展的社会机制。而以高水平专业训练与“服务导向”道德律为核心的专业主义思想则是专业教育发展的精神和理论支柱。这两个基础也决定了美国专业教育后来发展的进程，而一旦这两个基础发生动摇，美国专业教育必然就会产生问题和危机。他国若要借鉴美国经验，须对此有认识和权衡。

　　关 键 词：专业教育 专业学院 专业协会 专业主义 美国

　　专业化是近两百年来人类社会最深刻的变化之一。作为其重要表征与推动力，大学专业教育在这场变革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今天在许多国家已颇为普遍的，以专业院系为组织基础，以社会服务为导向的专业教育模式肇始于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专业教育不仅是美国高等教育的制度创新，改变了美国大学的面貌，更强劲地推动了美国社会的变革。尽管已有不少文章介绍美国专业教育的基本状况，但关于专业教育何以在美国兴起和成长却鲜见深入的研究，这不免使得很多人对美国专业教育雾里看花，学习借鉴时更是盲人摸象，不知就里。实际上，美国大学专业教育的发展根植于其独特的历史环境，是美国19世纪社会和文化演变的结果。

　　一、美国大学专业教育的兴起

　　19世纪中后期，美国大学走向了以社会服务为基本导向的现代化改革之路。引领这场改革的是一批新兴的大学，老牌学院也随之跟进。这场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和成果就是专业教育的兴起，具体表现为：专业学院的制度创新，职业和实用性学科的确立，以及不同于普通教育的专业教育模式。

　　“学院”是传统大学的组织模式。美国殖民地时期的学院模仿英国的大学，主要施行古典教育。但实用主义的美国在高等教育上不断开辟出适应和满足美国社会需要的教育形式和内容。在19世纪中后期，这种实用主义的文化以及美国社会的需要导致美国大学出现了以传授专门职业相关的知识与技能，培养专业实践人才为目标的“专业学院”，授予毕业生“专业学位”。成立于1876年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是研究生院的创始者，也是美国工程专业教育的源头。1881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学院成为美国第一所商学院，也是此后众多商学院的模板。1873年成立的范德堡大学以教育相关专业著称。同一时期，美国最早的一批医学院由从欧洲学成归来的医师们出资在哈佛、马里兰、哥伦比亚等大学创建。到20世纪初，新闻学院、管理学院、建筑学院、艺术学院等已在美国很多大学落脚，基本构成了今天大学的普遍组织模式，并在各领域确立起系统化、标准化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培养方案。在专业学院下，美国大学还独创了“学系”结构，进一步从组织上保障了知识和学科的不断细分，为新专业、新分支的设立预留了充足空间。布莱德斯坦因此将美国大学比喻为孕育新专业的“种子机构”。①

　　同时，在日益复杂的大学组织环境中，学校行政管理与教学活动开始出现分离。这不仅本身符合社会分工细化的要求，直接促成了大学管理和学术研究两个典型专门职业的产生，也使大学对社会需求的变化更加敏感，在专业设置和培养方式等方面变得更为灵活。大学通过严控招生标准及流程，开设专业课程，开发培养方案和教材，实行标准化考试，授予文凭和资格证书等方式确立了自学生入学至毕业的一整套专业教育规范模式，实际上增加了专业教育的信誉和专业文凭、证书的权威性。另外，研究生院的创立进一步分离了大学中的教学与研究活动，真正确立起了学术研究的专业地位，直接推动了各专业知识、技术的快速发展。1872年美国大学开始授予硕士、博士研究生学位。②同时，大学作为教授们聚集工作的地方，经常也是专业协会、学术期刊、学术会议等保障和推动专业化发展的根据地。

　　19世纪中后期美国大学专业教育的兴起是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科技的发展导致知识的专门化。科技在社会的应用以及社会分工导致对专业人才的巨大需求。这其中最为关键的还是专业协会的强力推动。这些不但构成专业教育发展的外部环境(即社会基础)，还有利于在美国社会酝酿一种专业主义文化(即文化基础)。

　　二、美国专业教育的社会基础

　　任何社会实践都是特定社会背景的产物。美国大学专业教育的兴起也是对当时美国社会特定的需求和问题的回应。在科学技术发展和新的社会分工刺激下，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前期，美国社会众多新老专门职业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人才紧缺。医疗、工程等比较传统的专业由于新知识和新技术的涌现，对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实际工作场景中以老带新的学徒制式训练无法再满足科学化、系统化、细分化的专业知识与技术的传授，也无法满足行业对专业人员的高质量、标准化的要求。同时，新科技带来生产力和人们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解放了许多劳动力，也开创了众多社会服务事业(如学校管理、理财咨询、新闻媒体等)。这些行业迅速发展出自己的知识体系和技艺标准，并渴望同样借助正式教育成规模地培养专业人才。③19世纪后半期，美国经济由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实力飙升至世界领先，城市化发展迅猛，但城市和企业大量新增的服务需求——管理人员、工程师、律师等——得不到满足也凸显为时代困扰。

　　与此同时，内战之后的几十年在美国历史上被称为“镀金时代”。不仅有西进运动和工业革命带来的发展和希望，也充斥着各种社会弊病导致的堕落与危机——商界投机成风、唯利是图，官场贪污腐败、官商勾结，国民贫富差距急剧拉大，暴力犯罪频发，人心惶惶，动荡不安。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批有识之士提出了进步主义思想，力图通过社会和政治改革重建公平，维护稳定，提高效率，保障生活。他们四处奔走呼号，将美国带入了“进步主义时期”。④专门职业就是在这期间产生并迅速发展起来的，它所体现的服务和自律的核心精神与进步主义思潮紧密相连。

　　然而，美国社会对专业人员的巨大需求与对专业道德的热切期盼只是美国大学专业教育兴起的最基本社会背景，并不足以直接决定其形态或保障其成长。与大学有着天然联系的各专业协会，以及它们与政府、市场间的三角制衡机制，才是大学专业教育最有力的社会支撑。专业协会与专业教育一样是促成专门职业确立与发展的必要条件。它们如鸟之两翼，在美国的专业化实践中缺一不可。前者为后者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外部环境保障，同时也不断接受后者的推动。

　　总的来说，从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前期，美国专业化实践在美国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形态：其一是老牌高端技术行业，如医疗、法律、宗教和教育等的专业化，其二是众多新兴专门职业的崛起，如商业管理、公共管理、城市规划、新闻传媒等。两种专业化形态的时间分界大致是在两个世纪之交。威伦斯基通过实证研究得出，这两种形态的专业化都须完成几项相似的任务，只是完成的次序有所差别。老牌技术行业倾向于在形成全职职位后先在高等教育机构中建立起专业学院，以高质量专业教育支持高水平专业知识与技能的传递，然后再成立地方性的继而是全国性的专业协会，以其为堡垒，在市场影响与政府干预中把握平衡，寻求对服务质量亦即专业道德的保障。而相对应的，新兴行业则倾向于在形成全职职位后短期内，先成立起能够在尚未完全承认其专业地位的市场和政治环境中，帮助维护行业权利与专业道德标准的专业协会，之后才力图在高等教育机构中建立专业学院，系统发展并传授专业知识、技能。⑤但无论在哪种形态下，专业化的核心活动都是围绕着专业学院和专业协会展开的。

　　现代美国大学是专业协会与专业教育间天然联系之所在。专业教育的兴起本身是美国大学现代化转型的关键创新，而大学承袭的行会气质与结社传统也深深影响着从这里走出去的最初一批专业协会创始者。现代大学中的专业院系是专业人员成长的必经之路，也是他们最初的聚集地和彼此人际关系的起点。从后一种意义上讲，专业协会可以被看作是专业学院在大学外的延伸。专业协会是专业人士为维护行业整体利益自发组成的自治组织，它继承了大学原本的行会制度。从中世纪步入近代以后，许多古老的行会纷纷没落，唯独大学这个学者和学生的行会因其与政府的较亲密关系和对资本主义经济方式的契合而存活了下来。⑥作为“行会制度的幸存者和专业行业的缔造者”⑦，大学将行会的一些基本性质过渡给了专业协会，包括：基于个人在特定事务上的能力和成就——而不是血缘或金钱关系——获得成员资格，新成员通常由现时成员挑选；怀有具体的目标并实行官僚机构式的自我管理；独立于政治与宗教权威之外，有自己的资产和象征性标志。

　　从本质上讲，专业协会是专门职业内部人员自由组成的自治组织，致力于对内保证行业服务在质量和道德两个层面的高标准，并对外维护行业形象与利益。为了实现对内的目标，专业协会制定行业准入门槛(学历、考试、品格等方面的要求)，确立迎合专业主义“服务导向”的行业道德规范，设置同行评议等监督手段，同时通过科学研究、专业期刊、专业会议等引领专业知识技术水平。为了实现对外的目标，专业协会代表整个行业平衡其与公众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参与相关公共政策和法律的制定，接受公众和政府的监督，并积极投入社会公共服务以营造良好行业形象。

　　由此，专业协会一方面致力于直接推动本专业教育在大学的发展，扩大其规模，监督其质量，以迎合社会需求，另一方面通过其对本行业发展的推动，对本专业毕业生出路的保护，间接为专业教育提供外部环境保障。众所周知，美国社会运作的核心基础之一在于权力的制衡。同样的，专门职业得以健康、持续发展，也依赖于专业协会在其与政府、市场间的博弈中求得了一种动态平衡。与中世纪行会相似，专业协会从来就不是孤立的存在。它是专业人士为了维护自身独立地位：道德原则与整体权益，在与政府及市场的博弈中创建的。代表专业利益的专业协会，原则上代表民众利益的政府，以及原则上自由的资本主、义市场，形成了实现专业主义道德约束的“三角形制衡机制”。原则上代表民众的政府在实现专业化制衡上主要运用的是两种工具：一是各种行业法规，例如教育法，是对专业所应承担的服务义务和应遵守的道德约束在强制性上进行升华的结果；二是各种专业许可机制，是出于对公民利益的保护而设置的强制性专业门槛。然而，政府能够且应该强制规定的通常只是专业服务的最低可接受水平，而不是最理想的状态，⑧因而并不能保障民众接受到高水平的专业服务。与此类似，自由市场在专业化制衡结构中所能起的作用也是积极与消极并生的。一方面，自由市场能较及时地反映社会需求的变化，对各专门职业的规模有调控作用，也“逼迫”各专业不断改善自己的服务，改进自己的技术，坚守自己的道德以保持在市场中的地位。但另一方面，市场规律并不总垂青维持社会和谐，保护社会发展的核心专业，也并不总抑制容易导致社会不公及损害公共利益的倾向。由此可以看出，专门职业、政府、市场三方的制衡是动态的。它只有在三方权力相对分散且均衡的时候才能达到杜绝权力滥用，保护民众利益，维持社会稳定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