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黄启兵(1975- )，男，湖北咸丰人，苏州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从事高等教育学研究。江苏 苏州 215123

　　内容提要：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实行“教授治校”，其初衷是为了防止因校长变更而导致学校不稳定。该制度既是遵守《大学令》等相关法律规定的结果，也是对北大以前已经建立的评议会制度的“萧规曹随”，同时与蔡元培借鉴德国大学评议会制度、实践其民主理念不无关系。蒋梦麟长校后，将“教授治校”改为“校长治校”，其原因有四：《大学组织法》的颁布以及政府整顿教育的举措；评议会制度存在诸多问题，如派系斗争、规则破坏、解决问题能力不足等；蒋梦麟的个人威望不够，与评议会存在矛盾；北大的教授兼课问题与经费不足问题，评议会都无力解决。

　　关 键 词：北京大学 教授治校 校长治校 蔡元培 蒋梦麟

　　标题注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1YJC880033)。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15)10-0087-09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在北大实行“教授治校”制度。蒋梦麟执掌北京大学后，将“教授治校”改成了“校长治校”。蔡元培为何要实行“教授治校”？蒋梦麟又为何要改“教授治校”为“校长治校”呢？

　　一、蔡元培与“教授治校”

　　1.蔡元培实施“教授治校”的初衷

　　据沈尹默回忆，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实行“教授治校”，实源于沈尹默的建议：

　　有一天，我去看蔡先生，和他作了一次长谈。我说，“蔡先生，这次北洋政府借您的招牌来办北大。到了有一天，您的主张和政府有所不同，他马上就会赶走您。所以，您现在对北大应进行改革，但有一点要注意，凡改革一件事，要拿得稳，不然的话，一个反复，比现在更坏。”蔡说：“你的话对，你的意见是怎么办呢？”我说：“我建议您向政府提出三点要求：……第二，北大的章程上规定教师要组织评议会，而教育部始终不许成立。中国有句古话：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与其集大权于一身，不如把大权交给教授，教授治校，这样将来即便您走了，学校也不会乱。因此我主张您力争根据章程，成立评议会；……”我的建议，以成立评议会为最重要，蔡先生深以为然，完全采纳，向当局提出，果然达到了目的。[1]

　　从沈尹默的回忆来看，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实行“教授治校”的初衷在于：蔡元培的主张与政府不同，为了防止蔡元培离校之后学校陷入混乱。

　　蔡元培也曾多次表明，在北京大学实施“教授治校”制度，是因为不愿因校长的去留问题而导致学校陷入混乱。1919年5月10日，蔡元培发表《告北大同学诸君》，表示“北京大学之教授会，已有成效，教务处亦已组成，校长一人之去留，决无妨于校务”[2]。1920年9月26日，蔡元培在北大开学日的演讲时表示：“我在去年开学时说过：‘我希望本校以诸教授为各种办事机关的中心点，不要因校长一人的去留使学校大受影响。”[3]1922年12月17日，蔡元培在《北大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会开会词》中表示：“又为沟通文理科及采用教授制起见，将学长制取消，设各系教授会，主持各系的事务。最近又由各系主任组织分组会议，凡此种种设施，都是谋以专门学者为本校主体，使不致因校长一人之更迭而摇动全校。”[4]1923年，蔡元培在《关于不合作宣言》中也表示：“五四风潮以后，我鉴于为一个校长去留的问题，生了许多枝节，我虽然抱了必退的决心，终不愿为一人的缘故，牵动学校，所以近几年来，在校中设立各种机关，完全倚几位教授为中坚，决不致因校长问题发生什么危险了。”[5]

　　社会舆论也如此认为。例如《大公报》报道：“北大自五四运动校长问题发生后，蔡氏颇感到校长随政潮而转移，故由校中教授组织评议会，议决校务方针，交由校长执行。”“蔡氏离校有五年之久，北大所以维持不敝者，此制之力也”。[6]《少年中国》评论“民国八年的‘五四’学潮起了之后，蔡校长南下，一时北京大学颇陷于无政府的现象；好在平时组织还有教授会评议会等，勉强支持下去”[7]。

　　由此可见，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实行“教授治校”的初衷，确是为了防止因校长去留问题而导致学校动摇。事实上，蔡元培通过“教授治校”也达到了其目的。顾孟馀认为：“先生长校数年，以政治环境关系，在校之时少而离校之时多。离校之时，校务不但不陷停滞，且能依照计划以进行者，则以先生已树立评议会及各种委员会等之制度。此制度之精神，在以教授治理校务，用民治制度，决定政策，以分工方法，处理各种兴革事宜。”[8]胡适也说：“今日的北京大学，有评议会和教授会可以维持下去；蔡先生就不回来，这种‘教授治校’的制度是可以维持下去的。”[9]教授治校“使学校的基础稳固，不致因校长或学长的动摇而动摇全体”[10]。

　　2.蔡元培实施“教授治校”的其他因素

　　北京大学的“教授治校”主要体现在评议会与教授会上，尤其是评议会。这些制度得以建立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从外部环境来说，国家的相关法令规定要设立评议会与教授会。民国元年，教育部颁发《大学令》，规定大学应设立评议会与教授会：“大学设评议会，以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互选若干人为会员，大学校长可随时齐集评议会，自为议长。”“大学各科各设教授会，以教授为会员。学长可随时召集教授会，自为议长。”[11]《大学令》的起草者正是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何炳松认为：“《大学令》中最可注意的特点就是全校的评议会和各科的教授会的设置，这是现代所谓‘教授治校’制度的起源。”[12]1917年颁布的《修正大学令》也是在蔡元培的建议下制定的。《修正大学令》同样规定了大学要设评议会：“大学设评议会，以各科学长、正教授及教授，互选若干人为会员。大学校长可随时召集评议会，自为议长。遇必要时，得分科议事。”但《修正大学令》中已没有“教授会”的相关规定。由于《修正大学令》颁布后，原有的《大学令》并未废除，新旧两令并行。因此从法律来说，“教授会”可以继续存在。在1924年教育部颁布的《国立大学条例令》中，明确规定“国立大学设评议会”，并恢复了“教授会”：“国立大学校各科、各学系及大学院各设教授会，规划课程及其进行事宜，各以本科本学系及大学院之正教授、教授组织之。”[13]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努力实施自己所提议的法令，实乃顺理成章。周培源曾说：“他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在所发布的《大学令》中就规定了大学要设评议会，但后来并未实行。他到北大后身体力行，设立评议会作为全校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各系成立教授会，规划本系的教学工作……”[14]

　　从既往历史来说，北大评议会早已建立。1915年11月，根据《大学令》规定，北京大学时任校长胡仁源设立北大首届评议会，由每科选举评议员二人组成。[15]当时北大评议会的建立得到教育部的承认：“查该校评议会简章暨会员履历册尚无不合应即准予备案。”[16]尽管“直到蔡元培1917年从德国归来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前，法令中关于大学自治的规定从来没有真正付诸实现”[17]。但北大的评议会制度毕竟建立起来了，蔡元培所确立的“评议会”，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胡仁源所建立的评议会制度的“萧规曹随”。

　　以上两条原因，在北京大学要求教育部给评议会备案的呈文中，亦是如此：“案查钧部公布大学令第十六条内载大学设评议会，以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互选若干人为会员，大学校长可随时召集评议会自为议长等语。本校评议会曾于民国四年十一月间选举会员详报钧部在案。第事隔两年，已逾改选之期。而旧选各员且有离校者，欲实行集会，不得不改选一次。”[18]1917年4月11日，教育部批复北京大学评议会准予备案。[19]1917年12月8日，北京大学评议会通过《学科教授会组织法》，规定“本校各科各门之重要学科，各自合为一部。每部设一教授会。其附属各学科，或以类附属诸部，或各依学科之关系互相联合，组合成部。每一合部，设一教授会”[20]。

　　从蔡元培的个人角度来说，留学经验的影响、民主理念的坚持以及五四运动的刺激，均对其实行“教授治校”有所推动。

　　蔡元培曾留学于德国，对德国的大学制度非常熟悉。他说：“德国各大学，或国立，或市立，而其行政权集中于大学之评议会。评议会由校长、大学法官、各科学长、与一部分教授组成之。校长及学长，由评议会选举，一年一任。”[21]蔡元培不仅对德国大学制度非常熟悉，而且推崇有加。五四运动后，蔡元培回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全体学生欢迎会上演说，表示“德国革命以前是很专制的，但是他的大学是极端的平民主义；他的校长与各科学长，都是每年更迭一次，由教授会公举的；他的校长，由四科教授迭任。如甲年所举的是神学科教授，乙年所举的是医学科教授，丙年所举的是法学科教授，丁年所举的是哲学科教授。周而复始，照此递推。诸君试想，一科的教授，当然与他科的学生很少关系；至于神学科教授，尤为他科的学生所讨厌的。但是他们按年轮举，全校学生，从没有为校长生问题的。这是何等精神呵!”[22]蔡元培不仅对德国大学制度推崇有加，而且明确表示要学习借鉴德国的大学制度。据蔡元培回忆，五四运动以后，他回校重掌北大时，“在全体学生欢迎会上演说，说明德国大学学长、校长均每年一换，由教授会公举，校长且由神学、医学、法学、哲学四科之教授轮值，从未生过纠纷，完全是教授治校的成绩。北大此后亦当组成健全的教授会，使学生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23]罗家伦也认为：“他(笔者注：蔡元培)对于大学的观念，深深无疑义的是受了十九世纪初建立柏林大学的冯波德(Wilheln Von Humboldt)和柏林大学那时代若干大学者的影响。”[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