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随着以大数据挖掘与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以及以神经科学、认知心理学为代表的认知科学的大发展，公众日益产生了对于下述问题的兴趣:这些新技术究竟会给我们现有的人文价值体系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简而言之，它们对于人类的整体生存而言，究竟会在哪些方面会带来福音，而又会在哪些方面又会带来潜在的风险呢?

　　很不幸的是，对于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目前，国内学界并没有提供有效的知识供给。

　　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井水不犯河水”，这在本土学术界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对西方哲学史有所了解的人，应该可以进一步指出这一观点的渊源，即德国新康德主义者李凯尔特所谓的“精神科学”(即我们所说的“人文科学”)　与“自然科学”的二分。按照他的观点，人文科学事关价值与殊相，而自然科学关乎事实与一般。

　　虽然李凯尔特在我国并不算是很有影响的哲学家，但是其所背靠的“大树”———康德哲学却在我国学术界根深叶茂，这就导致了某种不自觉的“李凯尔特主义”思想在我国人文学术界事实上的强势地位: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应当将注意力集中于经典文献的解读之上，而不应将过多的注意力移向自然科学与实证性的社会科学之上。

　　但是，人文学科的这种固守格局，却越来越面临存在合理性的拷问。今年以来，从韩国棋王李世石与谷歌公司研发的计算机围棋软件“AlphaGo”的对抗赛，到引力波首次被人类直接探测，再到世界首例获国家监管机构批准的人类胚胎编辑研究在英国开启……科学界不断传出具有全球轰动性质的新闻。这些新发现以及技术的新进展，将对人类的未来产生怎样的影响?　如果循着这些问题，到苦苦守望“价值与殊相”的本土人文学界寻找答案，结果可能不太如人意。

　　让“高傲”的人文学科屈尊，接受看似“低俗的”经济学术语　(或其它实证科学术语)　的秩序输入，本身就是一种勇敢的自我拯救。

　　其实，这当然不是说本土学界缺乏对于这些新的科学进展的科普介绍以及相关的商业前景展望，毋宁说，我们缺乏某种能打通人文社会科学视野与科学视野的“学术纵观”，以便对相关科研进展的思想前提与精神脉络进行通彻的“X光透视”。

　　造成这种分裂的深层原因，与上面提到的“康德—李凯尔特主义”的盛行相关:对经典文献的解读长久地被视为人文学者的“正业”，而现实世界的科技进展的关注反而被视为了“副业”，并难以在大学所属学院内部的评价体系中得到同行的充分承认。但从学院外部观之，这样的“副业”恰恰是填补学院学术供给与公众智识需求之间鸿沟的桥梁。因此，中国人文学术的“供给侧改革”的真正着力点，恐怕正在于此。

　　然而，使用“供给侧改革”这样的经济学术语来讨论当下中国人文学术的现状，或许在提法上就会遭致“以经济学思维入侵人文领域”之类的指责。不得不说，这些指责者强烈的心理防御机制，恰恰就是他们所已罹患的“李凯尔特病”的一种典型症状。

　　在笔者看来，让“高傲”的人文学科屈尊，接受看似“低俗的”经济学术语　(或其它实证科学术语)的秩序输入，本身就是一种勇敢的自我拯救。历史上，马克思就曾以输入英国国民经济学术语的方式来完成对于一向自我标榜的德意志形态的涤荡，麦金泰尔也曾在　《依赖性的理性动物》　一书中通过援引关于海豚行为学的研究资料，来深化他自己的德性伦理学表述，而在丹尼尔·丹尼特的心理学哲学著作中，我们也发现了认知科学术语对于哲学的全面入侵。

　　实际上，只要我们接受美国哲学家蒯因关于“知识球”的隐喻(根据该隐喻，人文知识的外围就像球的表面那样，将不可避免地接受来自实证科学知识的各种渗透)，而挥别“李凯尔特主义”的话，那么，人文科学的从业者就会将“接受入侵”视为研究的“新常态”并坦然面对之。

　　传统的人文经典不会告诉我们哪些转基因食品是可以发展的哪些不能，同时也无法告诉我们如何在维护公民隐私与发展大数据技术之间找到平衡点。在思考这些新问题时，我们并不是不能向经典“借脑”———然而，“借脑”本身是否有成效，还得取决于“借脑者”自身的开拓精神。

　　为何人文学科对于实证科学内容的学习，就能够起到某种类似于“供给侧改革”的效果呢?

　　我们知道，纯粹经济领域内的“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命意，就是提高产品自身的质量密集度，挤掉与市场需求无关的水分，并针对市场的口味补强生产短板。在通常情况下，市场的口味总是偏好于内容丰富且富有创意的产品———这一点无论对于物质性的还是精神性的产品均是适用的。从这个角度看，以文献解读为核心的传统人文研究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便是与上述市场需求相脱节的。

　　一般而言，学术圈之外公众并不是特别需要知道柏拉图对话的某段文字的“隐微意义”究竟是什么，他们需要知道的是:柏拉图的智慧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帮助他们认识现有的世界所发生的新变化。考虑到经典文献总量的相对恒定性以及现实世界信息爆炸的现实，对于前者的过分关注就必定会导致对于后者的疏忽，并由此导致“知识供给侧”与“知识消费侧”之间的相互脱节。

　　对于上述议论，笔者能够预感到，有人会狐疑地发出质问。一种代表性的反驳观点或许是:只要我们熟读经典，那么经典自身就能够提供对于现实世界的有力指导。在这种情况下，在人文科学的领域内过分强调对于实证科学的学习，意义或许并不大。

　　其实，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在高校内部并不“新鲜”，但仔细想想，它还真是越来越站不住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