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高原，男，安徽蚌埠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博士生，国家公派华东师范大学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教育管理研究。上海 200062

　　内容提要：公益性的沦丧是当前公共意识异化的表现，是现代性危机在公共生活领域的表征，也体现在公共参与教育治理的过程当中。从利益的视角入手，可以构建一个公共参与教育治理的“参与主体——利益分配”分析框架，进而展现出“公共选择——公益”这一部分的缺失。在教育管理向教育治理转型的过程中，应当注意公共参与过程中私益与公益的平衡。

　　关 键 词：教育治理 公共参与 公益性 分析框架 利益

　　标题注释：教育部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资助项目。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485(2015)08-0008-05

　　新世纪以来，我国对于教育治理问题日益关注。在呼吁从管理向治理转型的过程中，一些学者也开始担心由于公共参与教育治理往往伴随着私益诉求的渗入，教育的公益性会受到威胁。有人就指出，教育公共治理的公共性意味着公共利益、公共价值与家长参与均可以得到实现，然而在西方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教育治理改革中，管理主义倾向与市场导向却造成了公共性的衰退。[1]在笔者看来，这种担忧主要是源自于整个社会所表现出的公共意识异化的现象，而这又是当前常常被各个领域的学者所提到的“现代性危机”所造成的。

　　一、公益性的沦丧：现代性危机中的公共意识异化

　　(一)现代性危机的提出

　　现代性是伴随着理性的启蒙而逐渐发展而来的，然而理性的日益膨胀却造成了现代性危机。马克斯·韦伯就现代性的工具理性的霸权以及诸如官僚科层制、市场、专门化的知识部门等外在建制对个人生活、人的自由和解放造成的腐蚀和危险提出了警告。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在现代性的社会当中，工具理性所导致的与经济的突飞猛进和相伴而来的社会矛盾和个人精神危机导致了4种现代性病症：一是全球化与民族性冲突；二是发达国家与众多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冲突；三是社会发展带来的资源、环境、人口等问题；四是全球性精神危机。由此不难看出，现代性危机正在威胁甚至是侵蚀着社会发展和公共生活。工业革命进程中机器的轰鸣取代了田园牧歌式的静谧，人们对于利益的急功近利使得工具理性肆意猖獗，带来了战争、侵略，造成了更深程度的不平等与压迫；信息技术的广泛普及重塑了公共交往的空间和时间维度，全球化貌似密切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但实际上却以人与人之间、甚至是人与自我之间的疏离而作为代价。现代性的危机似乎形成了这样一种逻辑：工具理性驱使下的人们对于物质的过度追求造成了精神世界的空虚和公共意识的异化。

　　对于现代性造成的两种后果，目前整治的途径不外乎两种：针对前者，借助于宗教的或者哲学的形而上学途径进行内在的精神救赎；针对后者，则是从实践批判的角度对公共生活当中的公共意识进行唤醒。在此，笔者更加重视的是后一种现代性危机。对于现代性问题的批判，不能仅仅从哲学或者宗教的层面做书斋式的抱怨或者慰藉，不能仅仅以一种浪漫的、乌托邦式的方式进行自我麻痹，而是要回归真正的公共生活本身，对于公共性问题进行思考。因此，与实践性问题直接关切的公共意识的异化是笔者在关注现代性危机这一问题时所更为重视的。

　　(二)现代性危机中公共意识的异化

　　现代性对于公共意识的异化，一方面表现为公共参与的减少，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在公共参与当中，个人由于过分追求私益而忽视了对公益的维护。泰勒从公共政治的角度对他所提出的第三种现代性危机做出进一步的解释，“工业——技术”框架往往造就虚伪的民主，我们借用托克维尔的概念进行理解，可以认为社会现代社会面正在临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温和的专制主义”，现代政府大多都标榜着一种形式上的民主，但实际上这种“民主”却需要以“巨大的监护权利”为筹码。[2]这就说明，现代化社会改造之后的时空结构使得人与人的关系逐渐淡漠，社会组织结构在制度化体系之外日益松散，国家与公共生活之间的厚重壁垒削弱了公众对于政治生活参与的热情，同时，个人对于自身利益的过分关注造成了公共参与中公益性的丧失。虽然西方社会对凯恩斯主义进行了批判，公共参与社会事务的活跃程度较此之前有了明显提高，然而这种貌似复苏的公共意识却很快又陷入了另一种异化之中：经济市场活动成为公共参与最为关切、且最能体现“民主”的一个领域。虽然这种建立在市场作用基础上的公共参与是对于公共意识的一种回复，但这种“民主”则遵循着以私人利益为核心的经济逻辑和“经济人”假设。

　　现代公共意识应当指向另外一种“民主”，它遵循着以公共利益为核心的政治逻辑的和“政治人”的假设。然而，公共参与往往被曲解为“经济参与”，“公共意识”也往往被窄化为“经济意识”。虚假的民主和松散的抑或是充满铜臭味的公共生活正在威胁着人们的公正感，公益性的丧失成为当下公共意识异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当前，已经有很多学者在讨论现代性危机时，对于“公共意识”以及其中的公益性进行了强烈的呼吁。

　　二、教育管理向教育治理转型过程中公共参与的公益性沦丧

　　(一)我国教育治理中的公共参与及其反思

　　公共参与教育是公共社会当中的个人或者非政府团体在物资、智力、舆论等方面支持援助教育事业、商议决策教育问题，公共参与教育程度加大是教育管理向教育治理转变的表征。然而，教育治理中的公共参与同样遭受着公共意识异化的威胁，首先表现为公众参与意识的淡漠，这主要是由于参与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法律保障而造成的。此前，我国政府对于教育的统一管理使得公众在长期无法介入的状况下逐渐丧失了参与意识；然而，近二三十年来我国对于公共参与教育的问题也开始有相关的政策支持和学术探讨。

　　特别是2014年，“教育治理”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得到了正式表述，更加赋予了公共参与以合理性与合法性。袁贵仁部长发表了题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加快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讲话，他指出，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袁部长还特别对教育的公共参与进行了说明，社会广泛参与，就是教育质量要接受社会评价、教育成果要接受社会检验、教育决策要接受社会监督，最大限度吸引社会资源进入教育领域。[3]

　　2014年底，在广州举办的“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第十七届年会”将“全球视野下的教育治理”作为年会的主题。其中，“教育治理体系中的学校、政府与社会”这一分主题聚焦了教育的公共参与问题。在会议收到的上百份论文摘要中，就不乏与公共参与相关的题目，比如《论市民社会与教育治理》、《美国家校合作发展新动向》、《日本中小学校外学习塾的研究》、《试析日本高知县土佐市的共同参加型基础教育改革实践》、《教育专业性服务组织建立与运行的基本问题》等等。可见，教育的公共参与问题在我国从教育管理到教育治理转变的背景下，不仅被政策文本所强调，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

　　但与此同时，伴随着教育中的公共参与问题，对其中过分私益化倾向的警告就从未停歇过。有学者指出，在市场介入教育领域的条件下，教育活动不再必然导向公共利益。还有一些学者就义务教育“私益性”和“私事化”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认为义务教育具有“私益性”，但是对于私益的不合理或者过分地追求就会造成义务教育的“私事化”，构成对义务教育公共利益的损害，侵蚀到义务教育的公共性基础。[4]这些警告都在提醒我们教育公共参与当中公益性丧失的问题，是另外一种公共意识异化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