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卓泽林(1989- )，男，广东人，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华东师范大学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联合培养博士生(2015-2016)，主要从事大学知识创新，创新创业教育，比较高等教育，E-mail:paulsonzhuo＠163.com。上海 200062

　　内容提要：自洪堡创建柏林大学以来，其大学知识生产模式经历了由“模式1”到“模式2”，再到“模式3”的发展路径。模式1知识生产模式因其无法满足社会转型的需求而陷入困境，不得不转向模式2；模式2知识生产理论为突破学科界限，促使大学知识生产走向社会，强调大学、企业和政府之间的互动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因其忽略了公民社会实体等因素使其难以成为理想的知识生产模式；模式3知识生产理论以创新网络和知识集群为衍生基础，依托“四重螺旋”创新生态系统为适应情境，以多节点、多边界、多层次、多形态为特征，嵌入联合演进、联合专属和共同竞合的逻辑运行机制，并以学术性企业为努力方向构成了动态，融合的知识生产创新系统。大学知识生产应该尽快从模式2向模式3转型，并以此服务国家的发展战略，进而促进地区和国家的经济繁荣发展。

　　关 键 词：大学 模式2 模式3 知识生产 转型

　　标题注释：本文获得华东师范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培育行动基金(编号：PY2015004)资助，特此感谢。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16)02-0009-09

　　自洪堡创建柏林大学以来，其大学知识生产模式经历了由“模式1”到“模式2”，再到“模式3”的发展路径。大学作为知识生产的关键机构，随着时代的发展，其知识生产方式呈现出明显的新特征，这些新特征预示着大学科学研究正在发生重大的转型。大学已经成为社会的轴心机构，其生产方式适应现代转型和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是知识生产范式转变的必然选择，因此，今天我们讨论和梳理知识生产方式的发展历程和问题，有重要的意义。

　　一、模式1研究的进展及其困境

　　自1810年，柏林大学将科学研究纳入大学体系内致使学科组织制度化之后，形成科学家走出了作为隔绝的个体以及科学研究与社会利益脱节的局面，“转向德国式的大学和研究，就意味着一种纯粹知识的观念”[1]。换言之，知识作为自治的知识，这也是知识自身的一个目的。知识的合法性反映在教学和科研的统一上，教育与科研共同为追求真理服务，尽管真理的真实性和获得真理的可能性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模糊。[2]28但洪堡的文化观念对大学形成的教育与科研相结合的功能起决定性作用，所以人们通常把这种“第一次学术革命”意义下的知识生产模式称为“洪堡模式”抑或“模式1”。“模式1是一种理念、方法、价值以及规范的综合体，它掌控着牛顿学说所确立的典范在越来越多领域的传播，并且确保其遵循所谓的‘良好的科学实践’(sound scientific practice)。”[3]

　　在模式1中，不管是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人文学科领域内，专业化都被认为是增进知识的一种可靠途径，并且其组织规则得以贯彻。传统的知识生产系统将公共部门，如大学——产业界等私人部门明确地划分开来，勾勒出一条清晰的分界线：大学是社会知识生产的唯一提供者，是人们接受基本教育和技能训练的独立学科提供者，是开展那些它们认为有利于公众长远利益的、能增进知识主体研究的唯一承担者——而这种大量的知识生产的目的是使它们能够被其他社会部门所运用。大学作为知识生产的场所已经脱离了社会的边缘，对大学研究者而言，知识就是他们的财产，轻视知识最终将成为知识批判的特点，简而言之，大学就是象牙塔，其知识不参与社会斗争，更遑论知识商品化抑或学术资本主义。

　　但是知识的生产已经不再是一项“自容性”的活动了，其方式的转变是以知识经济为特征的一个中心化过程。知识生产不仅在理论的模型上，而且在方法和技术上，已经从大学蔓延出来并且越过机构的边界，通过“认知的能力需求到社会合理性”。[2]17其中最显著的现象是，19世纪后半期，应用科学引入大学之后开始对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知识创造财富”，进而促进地区与国家经济繁荣发展成为知识生产的驱动力，大学的知识生产开始与经济发展和市场需求相挂钩，换言之，知识开始资本化。因此，纽曼的大学是一个普遍追求知识的地方；康德倡导的大学正当理由是理性的批判力；洪堡的大学自我修养观等纯粹的研究理念开始日益在市场化下渐行渐远。受市场力量资助并对此做出反应，大学可以在国家与市场之间找到中间道路，“为知识而知识”的理想主义者的研究理念，终究开始与现实产生冲突。

　　模式1研究陷入困境的原因在于现代社会对知识效用的极具渴求以及囿于机械主义本体论、理性主义认识论的局限，难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和转型的新要求。根据吉本斯等人的观点，在模式1中，知识生产主要是一种学科的，主要在认知情境中进行；它以同质为特征，组织上是等级制的。

　　首先，当今社会是现代科学迅猛发展的时代，学科建构模式已经开始根本转型，自我固守一种学科边界，显然无法走出单学科研究的“孤立主义”思路，致使学科壁垒严重。“学科的边界标志着学科的范围，使其与其他学科划清了界限”。[4]正如法国哲学家埃德加·莫兰所言：“学科的边界、它的语言和它特有的概念使该学科孤立于其他学科和跨学科问题，超级的学科性精神变成地主精神，禁止任何外人对他的小块知识领地的入侵。”[5]由此可见，基于一种学科的模式1知识生产使学科间的分割和封闭倾向日趋严重，至少无助于学科之间的整合，所以当它用于解释复杂的社会问题和世界观时，基于模式1的知识产生所呈现出来的解释力就显得苍白无力了。

　　其次，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技引领发展，创新改变世界，“得高科技者得天下”的科技创新理念越来越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可以说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蓄势待发，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各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和市场对于大学科技成果转移和商业化的迫切需求使得传统的以学科为基础的知识生产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国家和市场的强大需求和时代发展的需要，因为，以往的知识生产者除了发现和证明真理之外别无他用，科学研究与社会利益相脱节，知识传播和应用的渠道不通畅，因此“从所谓的以科学为基础的科学‘模式1’转变成以研究为基础的应用‘模式2’”[6]，成为知识生产模式转向的必然选择，这也凸显了知识生产模式转向的历史必然性。

　　诚然，以往的以研究者旨趣为主，忽视社会和市场需求，以学科为基础，“为知识而知识”的知识生产方式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当代知识生产的内在复杂性及大学科学研究自身发展的需要，大学也无法独自在工业或后工业时代做提供精神领导的文化“守门人”，因为“大学已经不仅是简单地重复生产知识或为我们提供必需的科学方法或知识的工具化模式，而且也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主流文化模式”[2]47。总而言之，红衣教主纽曼和洪堡等理想主义者的大学理念观与现实相冲突，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新的知识模式。

　　二、模式1研究向模式2研究转向

　　从模式1转向模式2不仅反映了现代科学对知识生产模式的新需求，甚至促使科学与社会关系也发生变化，牵一发而动全身：即布鲁诺·拉图尔描述的“科学”的文化向“研究”的文化转变，科学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已经变成共谋关系。[7]但这并非说明，模式2已完全取代模式1，两者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实际上，两种知识生产模式存在着一种内在的互动关系，‘模式2’是从‘模式1’的学科矩阵中衍生出来的，并且将继续与之共存”。[8]17安格(Ien Ang)也认为：“知识生产模式2不会取代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1的学科结构，只会补充它并与之互动。”[9]尤其在基于大学的知识生产方式，模式1仍是必不可少的。

　　但可以确定一点是，知识生产不再局限于大学，其他知识生产主体正在形成，并对大学的知识生产的垄断地位提出了挑战，其中埃茨科维茨和雷德斯多夫提出的大学—产业—政府“三重螺旋”模式便可做最好的解释，埃茨科维茨认为：“虽然大学与产业部门之间在过去存在着严格的边界，但是到了今天，高等教育与产业部门之间的关系是直接的、无处不在的。”[10]在三重螺旋结构中，大学、产业部门、政府之间通过各种网络紧密地连在一起成为新的知识生产体：大学的角色是生产知识；产业部门是利用知识；政府则提供制度环境和基础设施的保障，繁荣大学与产业之间的关系。“按照三重螺旋的结构，其内部交互作用的增强是与大学内部文化和规范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