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项秉健，上海教育报刊总社，上海 200050；汪国新，杭州市成人教育研究室，浙江 杭州 310003 项秉健(1953- )，男，上海人，上海教育报刊总社编审，中国成人教育协会成人教育期刊工作委员会副理事长，主要从事终身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

　　内容提要：如今城市缺乏真正的社区，许多居民小区往往有着各种好听的名称却无实际文化内涵。城市化切断人与土地的关系，不仅是物理层面的切断，还包括时间原则的破坏和记忆的删除。社区成人教育与学习实际上部分地肩负着重建社区、重建诗意栖居的地方和促进体现生命价值的终身教育发展的使命。

　　关 键 词：社区 记忆 教育 互动 批判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二五”规划2014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社区学习共同体的生命价值与成长机理研究”(编号：BKA14003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471(2016)02-0005-05

　　doi:10.13983/j.cnki.jaechu.2016.02.001

　　新世纪以来，我国社区成人教育呈现日益发展的态势。本文试图从背景批判的角度，分析社区成人教育与学习的使命。我们需要重建社区，重建基于地缘、邻里亲情、文化认同的人与人之间直接相互肯定的关系，发展超越择优分等符码意义的、体现生命价值的终身教育。空间(城市、社区)问题、时间(历史共同体、习俗与道德记忆)问题、教育和社会问题往往被学科分类切割成孤立的研究对象，而这些问题对于以人为目的的社区成人教育来说，却是难以分割的。

　　一、式微的空间

　　人需要生存的空间，更需要发展的空间。这些空间包括私人的、家庭的，也包括公共的、人与人交流的。人性与空间的关系犹如鱼与水，不仅须臾不能分离，而且水的容积、温度与质量甚至可以决定鱼的品种与生命成长。

　　在人类远古的共同体时代，空间是天然的。但随着人类的社会化特别是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空间问题也日益突出。目前城市发展的最大困境就是土地，有限的土地无法应对城市人口的膨胀，通常的办法是建设高楼来应对土地的限制。高楼建成之后，人流、物流变得更加密集；就通过修地铁、高架桥等立体交通来应对道路的限制；道路变多之后，拥堵现象不减反增，导致人、车、楼更加密集。

　　在每年的正月十五中国人往往闹元宵，地点就在社区。赏灯、猜谜、“一夜鱼龙舞”的地方是社区，所谓“村村社社闹元宵”。这里的“社”是指一个地方的人祭祀土地神的场所。如今城市缺乏真正的社区，许多居民小区往往有着各种好听的名称却无实际文化内涵。城市居民逢年过节只能去广场或公园，人多拥挤难免发生踩踏事件，因此多采取管制措施，这就是当今城市的尴尬。

　　空间的式微带来严重的城市病，即“人际关系冷漠症”。到处都是异质人群，心理危机普遍化，这是在孤独、不信任、无约束，不与邻居接触以及交往的缺失过程中产生的。楼房越高，人越陌生；宠物越多，人越孤独；客厅越大，朋友越少；手机越新，沟通越难。这就是人际关系的困境。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在异质人群杂处的城市，到处都是陌生人，哪怕住在同一幢公寓，也是熟悉的陌生人，这种环境容易使人变得心理敏感、行为放肆。我们可以拥有宽敞的客厅，可以获得以车代步的便捷，可以使用手机随时获取资讯，甚至让宠物陪伴消磨时光。但是我们无法购买“关心”，无法购买情感上的“交流”，更无法购买文化上的“认同感”。

　　如今在城市新建的小区，除了法定的绿化区之外，缺乏可以使人们建立信任、友谊、睦邻、婚姻等文化构造的公共空间。绿化固然可以生产新鲜空气，却无法生产人的归属感。我们也许可以通过智能手机的“摇一摇”功能找到异性朋友，但他(她)是难以保证信用的陌生人，除了一个稀奇古怪的网名与一串冰冷的号码，他(她)没有任何历史、档案、口碑和担保。以传统社区为基础的青梅竹马，在这里只是遥远的“传说”与“故事”。

　　二、被删除的记忆

　　时间因记忆而存在。时间作为一种存在，是形而上的还是形而下的？如果说时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那它就是形而上的；如果说时间可以由记忆来证明，那么无形的记忆如观念、文化、伦理就是形而上的；有形的记忆如祠堂、服饰、饮食就是形而下的。滕尼斯认为，人类共同体时代的第一个时期“是由共同生活的新基础影响造成的，这种新基础是随着耕作土地才有的，邻里的基础与血缘亲戚旧的和坚固的基础并存；村庄的基础与望族并存”。“倘若由若干村庄发展为城市，另一个时期就开始了”。这个新时期的特征是“共同生活的空间的原则取代家庭(部落、人民)时间的原则”。[1]

　　从农耕文明开始，土地约束了人的野性，形成稳定的群居生活，人们与耕作的农田产生强有力的联系。社区意味着一族定居的人群与一方水土同属一体，他们必须按照一代代人逐步形成的规则行事，这种规则是一个地方的习俗。各种各样的习俗构成人们五彩斑斓历史生活的真实场景，所谓“百里不同俗”。共同体意志的真正实质是它的习俗。

　　土地犹如母亲，用她身体孕育的果实滋养着人们，而习俗犹如父亲的意志，成为人们共同生活的要素。由此被占有、被守卫的区域是一种共同的遗产，包含着祖先的土地与祖先的意志。共同生活的人们形成守望相助的关系，他们不仅是社区空间内的统一体，也是世世代代的统一体。在社区，时间的原则与空间的原则完美结合，有形的记忆和无形的记忆绵延不绝。

　　正如陶渊明在《归园田居·少无适俗韵》中所言：“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鸟兽虫鱼都发自本能地眷恋自己的生存环境，用现代生态学的术语来讲拥有自己的生态位。人也不能例外，对于自己的生命栖息地，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拥有一种近乎本能的亲近与怀恋。但是随着工业文明的到来，城市数量迅速增加，城市规模也越来越大。城市化使水泥、沥青等石化物替代了土壤、草地、森林等自然地面，切断了人与土地的关系。这不仅仅是物理层面的切断，还包括时间原则的破坏、情感和意志的切断以及记忆的删除。

　　宗族血脉相连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直接肯定的关系。古代中国的宗族是以族谱、祠堂、义田、族长为标志的。杜正胜在《传统家族试论》一文中指出，宋元以下“新式宗族是由许多核心家庭、主干家庭或共祖家庭组成的，共财单位很少超出同祖父的成员，但通声气、济有无的范围却可以远过于五服”。[2]在供奉列祖列宗的祠堂里，死者被视为看不见的圣灵加以崇拜，仿佛还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和神奇的庇护力量，因此后人共同的畏惧和崇敬，就更加可靠地维系着共同体内互助式的生活与劳作。记忆使生者和死者聚留在一起，“如果说家乡从根本上作为亲切回忆的场所抓住了人心，令人魂牵梦萦，离情别绪，难解难分，吸引着远离乡土的游子怀着渴望和思乡之情，重返故里，那么，它作为祖先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和现在的葬身之地……还具有一种特殊的和高尚的意义，过世的人们的灵魂还漫步和逗留在这里，在屋顶上和在墙壁下，他们保护和关怀后代，但是也强烈要求要缅怀他们”。[3]作为这种记忆的载体，族谱、家谱曾经长盛不衰。然而这种能促使后人守望相助的记忆，正在被逐步删除。

　　当代表人的本质意志①的时间原则被破坏之后，选择意志②便大行其道。按照滕尼斯的观点，“本质意志是建立在过去基础之上的，而且必须从中解释，形成中的事情如何从它而来；选择意志只能通过与它自己相关的未来本身来解释”。在商品经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无情地替代了宗族共同体中人与人之间直接相互肯定的关系。在交换中似乎人人为大家，而实际上人人都想着自己。“一个人给另一个人感到愉快的一切东西，他至少会期望甚至要求得到一个等价物的回报；因此，他会仔细掂量着他的服务、恭维、礼品等等，考虑它们是否会达到所希望的效果”。[4]城市化进程使大批外来人口涌入城市，城市新移民往往只有经济分层、政治分层及其向上攀援的动力，而缺少文化、道德的影响。正在艰难建立的个人信用记录，似乎远不及乡村口碑的作用。“在中国农村的民间社会中，当‘人缘’作为‘缘’还属于两个人和两家之间的互动时，其特点并没有特别彰显——它只是一对当事人或他们的家庭对另一方之为人处世的感知与认识。但等当事人将这种感知与认识变成评价说出去时，它就会与周边人对这种互动的观察和感受结合在一起，变成舆论在社区中流传，成为对某个当事人及其家庭待人处事的评价，通常称之为‘口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口碑’看做民间话语中的‘人缘’。口碑的重要功能是它可以进入村庄的集体记忆”。[5]“在村庄中，政治和经济的分层与道德分层并不相同，甚至会截然相反。”“……这一道德分层反过来会影响政治分层和经济分层。在平山县农村，我们看到一个道德上没有污点的‘好人家’，其儿女在谈婚论嫁时具有绝对优势：不管是嫁还是娶，他们都可以找到当地最好的人家。对另一方来说，找一个‘好人家’，也可以给自己和家庭挣足‘面子’。”[6]可见道德分层看重的是口碑，而且往往不是一代人的口碑。但在城市化进程造成的人口流动中，这样的口碑记忆逐渐被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