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权发展到了一个非常阶段，形势异常复杂、多变剧变，挑战多压力大机遇也难得，是一个特别需要战略理性和战略智慧的时候，首先需要保持战略定力。

　　第一，成长的烦恼不可怕。用发展的眼光看，目前所面临的挑战压力，都属于成长的烦恼。因为成长，中国正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守成者恐惧，同位竞争者惊惧，周边国家也充满疑惧，防范、打压、遏控、牵制之心不约而同，而且汇集成势。在中国崛起发展的路径中，走向海洋并通过海洋走向世界是主要方向，而海洋恰恰是守成霸主的传统阵地，是美日等“海洋国家”的基本舞台，他们容不得别国涉足，不会自动退下，不会轻易让位，海权博弈在所难免。在这种时候，我们必须有“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定力。这种定力，也就是强烈的自信和坚定的信念，相信道路虽然坎坷，但前景一定光明。学会享受过程，积极控制过程，以此增强耐心韧劲，处变不惊、临危不惧，不受一时的利益所惑，不为一时的波折所动，不因外部干扰和对手挑衅而改变目标和方向。这种理性的力量，将对中国海权的威胁挑战制造者以强大震慑，将引领和激励我们更加积极地应对在海上方向维权维稳。增强这种战略定力，需要我们不断体悟初心、始终不忘初心。古人讲，“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对于发展和维护国家海权，我们的初心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力维护十三亿人民的福祉，并且为世界和平和海洋事业发展做贡献。我们的初心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知道做事的边界，能够准确拿捏住“度”，而且能够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知止而后有定，能知其所止，且止于至善，必会有定力。深刻体悟这种初心，坚信坚守这种事业的正义性必成性，我们就会始终保持一种静气、一份沉稳，就能产生强大的意志力，就一定会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第二，敢于持久不怕麻烦。中日东海之争，表现为岛争，其实质乃是东海海区的治权之争，背后折射的是中日在东亚主导地位之争。中国崛起，首先要迈过日本这道坎，在中日之间实现实力和影响力的转移。这是近代以来中日之间的第二次海权之争，是第二次东亚主导权之争，也是第二次国运之争。可见这个争夺极具战略分量。法国学者克劳德?迈耶在《谁是亚洲的领袖：中国还是日本》中说：即使将来中国的经济和战略分量都占有绝对优势，日本也“绝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衰落的命运”，中日之间“昨天是冲突的回忆，今天是民族主义的抬头，而未来则是相互竞争的抱负”。再就中美南海之争而言，则关系到美国是否继续垄断控制东亚海权，进而决定15世纪以来西方国家主导海权是否丢失，最终影响到世界战略格局是否发生翻转性变化。西方学者将海权与世界历史的长周期联系起来，认为海权的得失是改变世界历史长周期的关键性因素。可以说，海权下系民生、上连国运，中国与日本、中国与美国的国运之争必然是长期的，中国必须立足战略持久。这就决定了我们在海权问题上，一定不能操之过急，对许多问题不能冀希短期内解决，不必追求近期内有最终结果。特别是对涉及海洋主权权益的问题，短期内不解决并不一定是坏事。比如，对中国关于东海油气资源争端的交涉，我们在思想认识上，就应当立足于有自己的时间表，把握整体进度，掌握主动权。中国的古训是：事缓则圆。作持久应对，还必须要有不怕麻烦的思想准备，做到有烦事不烦心，面对麻烦不烦躁。就整个海洋方向的问题而言，东海、南海问题的解决，还必须与彻底解决台湾问题进行统筹，很可能对它们解决要有更长远的考虑。

　　第三，步步为营扎实推进。在具体的海上维权建设和斗争中，需要树立一步一个脚印、稳步向前推进的思想，并探索相应的行动模式。根据国家海权发展目标，围绕海权斗争的主要矛盾问题，研究制定系统配套的方案，将其分解成若干部分、若干步骤，在对手先发逼我出手时，分步连环加以推进。要有理有利有节，坚持后发制人占据道义法理高地，善于化危为机做到后发先至，主动控制节奏确保稳控大局。要看到，无论在东海还是在南海，我在维护海权方面都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在东海我实现了对钓鱼岛的实际共同管控，在南海我岛礁建设取得了十分重要的前进支点。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巩固现状，消化已取得的成果。这不仅是当前斗争的需要，对于增强我有效维护海权的信心，打消对手的后续非分企图，也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