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产业分工不断细化，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主导了世界分工模式，甚至改变了世界经贸格局。GVC刻画了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分割和空间布局，跨国企业在全球范围配置各生产环节，各国则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嵌入GVC。

　　GVC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诠释全球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力。同时，在GVC的发展中形成具有上下游关联的利益共同体，成为全球经济的“稳定器”，以及共同抵御冲击和“共抗时艰”的重要力量。GVC分工中形成利益关联，使得GVC在抑制全球经济波动、实现经济“大稳健”的作用备受关注。在全球经济下行和经济波动风险加剧的背景下，从平抑经济波动视角，考察GVC是否能抑制贸易保护，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

　　引发贸易保护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政治经济学视角的研究认为，产业集团或者利益集团通过捐赠或其他形式游说政府，从而影响一国实施贸易保护；从制度性因素考察贸易保护原因的观点认为，一国未加入WTO等多边贸易协定或一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等，造成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较高。从经济视角考察贸易保护，有研究认为，经济因素如低迷的宏观经济状况是造成贸易保护增多的重要原因。

　　关于GVC与贸易保护的研究近年陆续呈现。随着Koopman等、Johnson和Noguera出口增加值测算框架的提出，学者们开始从增加值方面考察GVC，GVC对贸易保护影响的研究增多。Blanchard等在理论层面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了GVC与贸易保护的关系，并从实证层面上检验了GVC对贸易保护的抑制效应，即当国外利益集团不具备很强势力时，进口最终品中的本国附加值率增加与本国生产的最终品中的国外附加值率上升两个渠道会带来关税水平的下降，同时利益集团的政治权重会改变以上渠道对贸易保护的影响。

　　Jensen等使用美国数据从货币低估的视角研究了GVC与企业贸易保护需求的关系，认为参与GVC会加剧货币低估程度，进而会降低企业寻求贸易保护的需求。彭冬冬等发现，参与GVC分工可以显著抑制反倾销实施。余振等还发现，GVC对贸易摩擦的影响同时存在“催化剂效应”和“润滑剂效应”，中国与贸易伙伴国行业价值链分工地位越相近，贸易摩擦的频率越高。

　　关于GVC对经济波动的作用，现有文献的认识并不一致。从影响效果来看，代表性的观点包括以下三种。第一，GVC会减缓经济波动，稳定全球经济。GVC对于经济冲击具有稳定机制，Bems等发现金融危机下全球贸易下滑主要是由以工业品为代表的最终需求下降造成的，相反中间品贸易在全球贸易下滑中下降较少；“中国制造”在GVC分工中占据重要地位，杨继军和范从来发现价值链分工的“中国制造”对促进全球经济“大稳健”作用明显。第二，GVC会带来经济波动，加剧经济不稳定。Altomonte等考察GVC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的作用，提出了GVC存在放大经济和贸易不稳定的“长鞭效应(Bullwhip Effect)”；Baldwin和Evenett甚至认为GVC的深入发展可能是贸易崩溃的重要因素；戴翔和张二震则指出国际贸易的“超调式”波动是GVC嵌入引起的。第三，GVC对不同经济主体的经济波动影响具有异质性。张少军发现GVC分工明显抑制和缓解了发达国家的经济不稳定，却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波动。Levasseur也发现，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可以通过迅速有力地调整国际外包水平来平滑本国的经济波动，但这却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波动。从GVC影响经济波动的传导路径上看，多数研究是从GVC与经济周期联动方面展开的。参与GVC会促进价值链主体的经济周期联动性，使得世界各国在面临经济波动时具有协同性，Gangnes等则指出GVC在传导外部冲击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本文从经济波动视角，探究GVC嵌入对贸易保护的抑制效应。 一是在理论层面改进Blanchard等的框架，将其拓展为两期模型，并引入经济波动参数刻画经济稳定程度，探讨GVC嵌入通过平抑经济波动影响贸易保护的机制，深入研究经济稳定在GVC嵌入影响贸易保护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二是进一步细分了GVC嵌入的不同类型，分别考察了GVC主导型国家和GVC跟随型国家在平抑经济波动作用下GVC嵌入对贸易保护抑制的差异化影响。三是以行业出口贸易的增加值分解测度行业层面的GVC嵌入度，以GVC位置衡量GVC可控能力，对以上理论模型的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分析了GVC嵌入、GVC可控能力与贸易保护之间的关系。

　　研究表明:GVC嵌入对关税壁垒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这种抑制效应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下均成立。GVC嵌入具有经济“稳定器”作用，这成了抑制贸易保护的重要原因。进一步区分GVC嵌入类型，对GVC主导型国家，GVC嵌入具有明显的平抑经济波动的作用，从而抑制了贸易保护；对GVC跟随型国家，GVC嵌入对抑制贸易保护的效果不明显，甚至可能会扩大经济波动，引致贸易保护。随着一国经济对GVC主导和可控能力不断提高，其促进经济稳定、抑制贸易保护的作用逐渐明显。以上结论为当前经济下行背景下如何抑制贸易保护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对策。

　　GVC嵌入对抑制经济波动的作用尤为明显，因此从经济关联的角度寻求对贸易保护的治理具有重要意义。一直以来，实现贸易保护的治理大多依靠多边贸易体制、区域贸易协定和双边贸易协定等制度安排或G20等非制度性安排。然而“体制改革滞后性”导致至今仍无法形成抑制贸易保护的系统方案，而“体制的弱约束性”又导致在应对“单边保护主义行动”方面缺乏效力。GVC嵌入有利于缓解贸易保护，因此，参与GVC将成为抑制贸易保护的重要方式，而坚持扩大开放和加强经济合作则成了各国共同抵御风险的合理选择。

　　GVC将成为全球性贸易保护治理重要且可行的方案。当前贸易保护频发，虽然各国对贸易保护的实施还存在分歧，然而对于克服全球经济下行则存在共同目标。世界银行以“在全球价值链时代以贸易促发展”为题的《2020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GVC是提高收入、创造就业岗位和削减贫困的重要手段，因此GVC将是各国可以接受的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方式。对中国而言，深刻理解和接纳基于GVC的全球贸易体系，推动开放包容的多边贸易规则是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途径。因此，应当在未来的国际规则协调中补充和完善GVC相关规则，推动GVC合作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议题。

　　从GVC平抑经济波动视角，研究其对贸易保护的抑制作用，为贸易保护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贸易保护的治理是一个涉及政治博弈、经济发展等多方面的综合过程。对于部分GVC主导国而言，虽然GVC嵌入会促进本国经济稳定，然而出于大国博弈、利益集团等多方动因，目前贸易保护仍在广泛实施。相反，对于GVC跟随国而言，即使GVC嵌入带来了本国经济不稳定，可能对贸易保护抑制效应不明显，然而出于经济发展的目的仍会以积极开放的态度参与GVC。总而言之，在各国共抗时艰、抵御经济下行的背景下，GVC将是各国稳定经济、治理贸易保护的重要方案。

　　（作者单位：唐宜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张鹏杨，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原题《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贸易保护的抑制效应：基于经济波动视角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张征/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