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是世界经济思想的一部分。我们必须从全球视野出发，才能明确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历史方位和丰富内涵，才能充分展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对世界经济思想文明成果的吸纳和对世界经济思想发展的贡献，凸显对人类文明互鉴的关注与思考。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演变，处处留有国际影响的鲜明印迹。国际因素对于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演变的影响，大体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观照：一是西方人主动作为，影响中国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的制定；二是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家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经济理论的影响。

　　早期“西学东渐”的主角是传教士。鸦片战争以前，西方传教士传播通商有益、贸易自由的思想，既秉承了当时西方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思潮，同时又反映了西方国家引导中国开放市场的利益导向。

　　1833年8月1日，德国传教士郭实腊在广州创办的中文报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Eastern and Western Ocean’s Monthly Investigation），主要宣扬西方在经济方面的自由贸易理论，意在否定当时清政府推行的严格限制对外贸易的政策。1837年12月，该报刊发表的《通商》一文，是西方第一次系统地向中国阐释自由贸易理论的文章。该文指出：“通商之理，乃自然而然者也，禁止通商，如海底捞月矣……诚以国无通商，民人穷乏，交易隆盛，邦家兴旺”。“贸易不止有以润百姓，而且可以补国用也。”

　　郭实腊所著、1840年由新加坡坚夏书院出版的《贸易通志》一书主要资料取材于英国经济学家麦克·库洛赫的著作。该书继承由亚当·斯密开创的自由主义思想，认为“天下各国互相市易，惟英国为第一矣。”关于英国兴盛的原因，作者认为根源在于实行经济自由主义：“若问英国为何大兴，因何超群独立？答曰：国家大开财源之路，各人任意莫碍。倘国政错了，则居民明然布扬，教之改非。各人自主务事无妨，征收赋税虽重，然民勤劳，大发财，其业稳当，无人能夺之，各安其分，而乐其利。”

　　从对于西方经济理论传播的角度来看，鸦片战争前传教士展现的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场景，对有意向外探索的中国人打开了一扇窗。中国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先进的中国人如林则徐、魏源等收集这些报纸杂志的文章和传教士的著作，以了解西方世界的状况。魏源编的《海国图志》更是广泛征引相关文献资料。

　　鸦片战争以后除传教士继续引介西方经济思想外，依托不平等条约的西方政要与知识精英也通过各种方式干预、影响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外籍人士对于中国近代币制改革的参与。清末、民国初年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三次邀请了外国币制专家参与中国币制改革的设计：第一次是清朝末年，邀请美国著名的货币问题研究专家、时任纽约大学教授的精琪（J. W. Jenks）赴中国调查币制问题，协助中国提出币制改革方案；第二次是民国初年，聘请了荷兰籍货币专家、曾任爪哇银行总裁的卫斯林（G.Vissering）担任中国币制改革委员会顾问，卫斯林参与了民国初年中国币制改革的讨论；第三次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邀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埃德温·甘末尔（E.W.Kemmerer）调查中国财政金融状况，研究币制改革方案。精琪方案提出，中国新的币制“实施以能得赔款国之多数满意为归”，“应派一洋员为司泉官，总理圜法事务”。卫斯林建议，中国实行金汇兑本位制，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设立汇兑机构，由一两位荷兰人任经理，若干中国人任襄理。甘末尔提出的币制改革建议，也要求中国在纽约与伦敦设立金本位信用基金。

　　近代经济学的“西学东渐”，既包括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东渐”，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东渐”。在二者“东渐”的过程中，中国近代经济学者明显受到所在留学国当时主流经济思想的影响。

　　西方经济思想在中国的最初传播，主要是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传播。1873年左右，在京师同文馆开设的经济学课程名为“富国策”，该课程从框架体系、制度原则、概念术语乃至思想观念等各个方面，将西方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移植到了中国。1902年，留学英国的严复翻译了亚当·斯密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原因和性质的研究》（译名《原富》），更是将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集大成之作译介到中国。

　　随着20世纪初留日、留美运动的兴起，译自日文的理论经济学著作增多，中国知识精英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开始由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转向由德国历史学派开创的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清末留学生留学日本时期，日本经济思想的主流，推崇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理论，引进德国历史学派的国家干预主义经济思想。因此，清末留学日本学习经济学专业的中国留学生，自然会受到日本经济思想的影响，他们开始摆脱传教士和留学欧洲留学生主导的以传播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为主的经济学话语体系，而转向历史学派的国家干预主义的经济学话语体系。1901年日本东京中国留学生创办的《译书汇编》节译了李斯特的名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这是迄今所知德国历史学派著作在中国的最早中文译本。

　　近代日本对中国经济思想内容转向的这一影响，可以梁启超为例加以印证。梁启超开始接受西方经济学时，主要立足于古典学派的观点，寻求自由贸易的根据。戊戌变法以后他长期流亡日本，受到日本学者的影响后，梁启超开始关注德国历史学派，他在1902年所著的《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中列出了一个庞大的经济学说史研究计划，该计划以斯密为中心将西方经济学说史划分为斯密以前和斯密以后两个阶段，其中斯密以后的西方经济学说又分“斯密派”“非斯密派”和“新学派”三大派，而“新学派”主要包括“历史派和国群主义派”。虽然该书并没有真正展开对历史学派的研究，但说明梁启超已经认识到德国历史学派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中的重要地位了。稍后，梁启超在1908年和1909年撰成的《王荆公》和《管子传》两书中运用德国历史学派的观点分析了王安石和管子的“国民经济思想”，“国民经济”是德国历史学派独创的经济概念。在《管子传》中梁启超比较了经济学说史上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认为“放任论盛于十八世纪末与十九世纪初”，“行放任论以致治者，英国与美国也”；“干涉论则近数十年始勃兴焉”，“行干涉论以致治者，德国与日本也”。梁启超认为“今后大势之所趋”，“干涉论必占最后之全胜”。

　　民国初年，中国经济学留学生开始向美国集中，当时美国的经济学家早年大多具有留学德国或学习德国经济学的经历，他们主张推行保护主义的经济政策，将德国经济学家视为导师，将德国经济思想引为同调，反对古典学派李嘉图、马尔萨斯等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中国近代经济发展也属于典型的追赶型发展，中国近代留学生对在追赶中获得成功的美国经济和美国经济学感兴趣是一种必然，他们对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多少有些隔膜，对政府干预普遍比较重视。总体来讲，中国近代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具有一定的市场，但始终没有取得支配地位。

　　近代经济学“西学东渐”是中西经济思想交流的主流，但这种交流并不是单向的。中国近代经济学人在经济学“西学东渐”过程中，除了学习、传播和运用西方经济学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外，还积极吸纳西方经济思想，进行全新的学术构建，取得跻身世界经济学学术之林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对世界经济思想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对西方经济政策的运用也产生过重要影响。

　　无形资产理论的研究起源于19世纪末。学术界一直将无形资产与其他资产混杂在一起，所以研究无法突破，进展缓慢。杨汝梅被称为“中国会计走向世界的第一人”，1926年他完成博士论文《商誉及其他无形资产》，由此获得密歇根大学博士学位。该论文英文版于1927年在纽约出版，中译本于1936年出版，改名为《无形资产论》。《无形资产论》重新界定了无形资产的性质，并提出了相应的会计处理原则和方法，大大推进了该领域的研究。同时，该书还评析了当时国际上关于无形资产的各种学术见解，其“立论之精审，无与伦比”，许多观点“成为现代会计学中的定论”，对西方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20世纪30年代在大危机的影响下，宏观经济学体系开始建立。在此背景下，国际货币理论更加重视对于货币与经济之间关系的研究。中国货币学者不仅敏锐地注意到了国际货币理论的新变化，而且对这一新体系作了开创性研究，为世界货币理论的发展作出贡献，这方面的代表性学者是林霖和蒋硕杰。

　　林霖求学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1931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34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为《联邦储备货币》，他毕业后曾于1935年至1937年担任布鲁金斯研究院研究员。1937年3月，《美国经济评论》同一期上刊发了林霖的两篇论文，一篇题为《定期存款是货币吗？》（Are Time Deposits Money），另一篇题为《格雷厄姆教授关于储备货币及百分百货币的提议》（Professor Graham on Reserve Money and the One Hundred Percent Proposal）。这是华人经济学家第一次在该刊发表经济学学术论文。在第一篇，林霖正面论证了定期存款是货币这一问题；在第二篇，林霖介绍了格雷厄姆反对定期存款是货币的观点。这两篇论文相映成趣，刊发在同一刊物同一期，足以反映当时美国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研究的敏感性和迫切性。

　　《定期存款是货币吗？》一文，针对定期存款是否是货币这一当时世界货币理论的重要问题展开论述，分别从定期存款属于支票、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本质相同、定期存款准备金应与活期存款准备金的要求一致等方面论述了定期存款是货币。他的这一研究结论，推翻了当时西方主流的货币理论观点，对于世界管理通货理论的发展及其在货币政策的运用方面都有重要价值。

　　留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蒋硕杰于1945年获得博士学位，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教授，博士论文获“哈奇森银质奖章”。1943年11月，蒋硕杰还没有获得博士学位前，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出版的学术期刊《经济学刊》上发表了《论投机与收入的稳定性》一文，从理论上对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提出挑战。1956年9月，蒋硕杰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又发表《流动偏好理论与可贷资金理论：乘数分析与速度分析的一个综合》一文，再次挑战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蒋硕杰在货币理论领域不断探索，所论述的“可贷资金理论”奠定了他在经济学界的权威地位，他也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正式提名的华人经济学家。

　　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发展经济学奠基于20世纪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殖民地国家或者落后的农业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是不受关注的。因此，此间经济发展思想主要面向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运行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也仅有极少量的论著研究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

　　早在1937年，德国经济学博士、时任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的朱偰就在德国《世界经济文汇》（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第45卷上发表《中国工业化的资本需求》一文，分别从潜在的内部资本形成、通过信用创造的内部资本形成和新的投资问题等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工业化的资本形成问题。朱偰的这篇论文是目前所知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期刊上系统讨论中国工业化的最早学术成果。

　　20世纪40年代中期，随着抗战的胜利，如何重建中国经济、如何实现工业化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高度注意，也成为海外经济学留学生博士论文关注的热点。

　　张培刚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第一次系统探讨了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影响深远。除张培刚之外，当时中国还有多位海外的经济学博士怀揣报效祖国的决心，致力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问题的研究。1945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王念祖的博士论文也围绕这一讨论焦点选题，题为《工业化、货币扩张和通货膨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研究》。论文内容包括工业化的时代背景，工业化的概念，工业化的水平、阶段和速度，工业化中资本、货币和储蓄的作用，强制性储蓄工具等。

　　与张培刚、王念祖同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丁忱亦致力于工业化问题研究，他在著名经济学家阿尔文·汉森（Alvin H.Hansen，1887－1975）和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1883－1950）的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工业化、资本积累和国内投资》。该论文内容包括资本形成过程、工业化与充分就业、工业化与人口增长、银行信贷的扩张、作为增加储蓄的税收及进出口对工业化的影响等方面。

　　1948年获得美国密歇根大学博士学位的辛膺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亦致力于落后国家工业化问题的研究，完成了博士论文《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发展理论》，其内容包括五个方面：流量经济的扩张、劳动力的转移、资本结构的深化、投资类型和政府的经济政策。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吴元黎也致力于后进国家的工业化问题的研究。

　　1946年，吴元黎获得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为《资本形成与经济秩序：一个关于贫困国家案例的研究》。此前，他于1945年在《经济学刊》上发表《落后国家和中央计划国家的战后工业化》一文。1946年，他又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国际资本投资与贫困国家的发展》一文。吴元黎的博士论文和在国外期刊上发表的两篇论文，都是围绕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经济学受到发展中国家的高度关注，成为西方经济学的“显学”之一。在发展经济学的早期发展中，中国经济学者作出了奠基性的学术贡献。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原题《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研究在西方的反响》。《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张征/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