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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依附理论到全球体系
2014年05月13日 16:18 来源:《视界》 作者:陈燕谷 字号

内容摘要:弗兰克认为,所谓的原始积累不仅是指在时间上先于或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资本主义积累,如工业革命之前长达几个世纪的资本积累,而且意味着这样的积累是建立在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如美洲的矿山和种植园。阿明曾经批评弗兰克用拉丁美洲的眼光看待世界的其他地区(looking at the rest Of the world with Latin American eyes).他的意思是,资本主义世界规模的扩张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形式,在拉丁美洲,正如弗兰克所说的,殖民征服者摧毀了当地人的社会组织。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和弗兰克的依附理论把16世纪诞生于欧洲的资本主义作为不证自明的出发点,但他们(尤其是弗兰克)并没有着重考察它是怎样从欧洲的心腹中孕有和脱胎而出。

关键词:弗兰克;积累;拉丁美洲;世界体系;马克思;剩余价值;生产方式;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世界;分析

作者简介: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世界性社会制度,它的诞生、扩张直至成为一个囊括整个世界的全球体系,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现实,是任何研究现代性问题的学者、尤其是左派知识分子所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这个问题并不随着所谓的“历史的终结”而烟消云散,更何况我们今天正处于一个野蛮资本主义卷土重来的时代。马克思的思想,从《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仍然是我们理解和分析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理论体系,尽管它本身应当甚至必须接受批判性的考察。这些可以说是我把握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社会理论的基本出发点。

  19世纪产生于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伴随着一种同质化想象,即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本质上同质性的社会制度将以不同的速度逐步从欧洲扩散到整个世界。这种想象中的不平衡运动曾经使马克思担心,欧洲在建立社会主义时会遭到仍然处于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亚洲的包围。但是,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仅使马克思的预言落空,而且促使人们把眼光从欧洲扩展到世界的各个地区,研究资本主义在时间和空间上复杂矛盾的历史过程。我笼统地称之为“世界体系理论”的那些思想家及其理论的和历史的研究,就是这种思考在20世纪下半叶的表现。从实践的角度讲,它们与19世纪殖民体系的解体,特别是与中国、越南、古巴等前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有着直接的联系。从理论上讲,它们既是对作为冷战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的直接的回应,也是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关于同质性的资本主义理论的批判和修正。从20世纪60年代起,弗兰克发表了一系列后来被命名为“依附理论”的著作,就是上述努力的重要成果之一。依附理论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基本矛盾、垄断结构和全球扩张,尤其是它在制造殖民地和前殖民地(即后来所谓第三世界)欠发达状态方面所起的作用,以及与宗主国中心“典型”和“纯粹”的资本主义截然不同、在很多方面甚至恰好相反的殖民地依附性资本主义,作出鞭辟入里的历史分析和理论阐述,成为战后批判的社会理论和发展理论最有价值的遗产的一部分,对于我们理解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仍然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也许正因为如此,当弗兰克在其90年代末出版的著作《白银资本》里断言,资本主义不过是马克思等人虚构的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神话”时,我们自然就会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剧变”,而且也是政治上的“剧变”。在80年代(实际上要早得多),一方面“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陷入持久而深刻的危机,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里根—撒切尔革命,许多左派知识分子相继发生政治的和理论的转向。派瑞·安德森(Perry Anderson)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政治经济批判项文化批判的转移至此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弗兰克批判的锋芒也是在这个时候从资本主义转向欧洲中心主义的。我本人对批判欧洲中心主义没有任何异议。相反,我认为这样的批判必须深入持续地进行下去,而不能仅限于作出某种象征性的姿态。在我看来值得考虑的仅仅是:对于资本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是不是一件非此即彼水火不容的事情?我认为不是。更重要的是,把二者分割甚至对立起来,对于理解、批判资本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都是有害的。弗兰克在《白银资本》里给自己提出的主要任务是全面颠覆建立在欧洲中心主义历史学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理论,在他所开列的必须对欧洲中心主义社会理论负责的名单里,包括从马克思、桑巴特、韦伯到帕森、汤因比、波拉尼、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在内的许多思想家和重要学者,而且为了表示与“昨日之我”的彻底决裂,60年代~70年代的弗兰克自己也榜上有名。本文的分析,为了便于操作起见,仅限于和“世界体系理论”有关的那些作者。

  第一节 依附性与欠发达:另类资本主义?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式和生产关系基础上的阶级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里指出,“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实际上,马克思这样做还有着更深层的理论考虑,那就是像物理学家那样,“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纯粹”形态。[1]事实证明这样做的结果有其利,亦有其弊。其利自然是用规范的理论语言阐述典型而又纯粹的资本主义形态,说明在自由平等的资本主义关系中,与以往主要依靠超经济手段剥削经济剩余的社会形态不同,新型的权利关系怎样产生新型的不自由和不平等;其弊则在于历史资本主义自始至终都是不纯粹的。这种不纯粹性在很长时间里适用于发达资本主义中心国家,而在边缘地区它甚至可以说是那里的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例如,与中心国家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雇佣劳动或自由劳动不同,边缘地区主要依赖于非自由劳动,但后者与前者一样是世界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一部分,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为同一个世界生产并提供经济剩余。换言之,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必须能够说明,同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不同形态资本主义的共存,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构性后果。因为,资本主义不仅在每一个国家内部导致阶级分化,而且导致世界规模的结构性两极分化。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区,殖民统治使得阶级关系与民族关系、种族关系彼此缠绕、彼此渗透,进一步增加了分析的困难。

  弗兰克在《白银资本》里毫不留情地批评自己早期著作中的欧洲中心主义错误。其实,这样的错误,如果确实存在的话,也仅仅是县城地使用了“资本主义是在16世纪产生于欧洲”这样一个公认的理论前提。弗兰克早期著作关注的焦点并不是欧洲,而是第三世界的欠发达状态:何谓欠发达(underdevelopment)?它是怎样产生的?如何才能消除这种让绝大多数人陷于可悲的依附性的状态?等等。弗兰克在芝加哥大学念书的时候,也正是美国主流学术界致力于生产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的时候。对于所有这些理论来说,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都是安身立命的真正的基石,所谓欠发达状态不过是罗斯托夫(Walt W.Rostow)所说的现代化起飞之前的“传统”状态。弗兰克在他的第一部著作《资本主义与拉丁美洲的欠发达》的序言里说过,1959年,当他第一次来到拉丁美洲的时候(临时性地参加学术会议),正处于一种理想上的分裂状态,即政治上的左派立场与学术上的自由主义社会科学之间的分裂状态。尽管他在大学里就与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格格不入,但在考虑拉丁美洲的发展问题时,仍然离不开他在学校里学到的那些知识;资本匮乏、妨碍储蓄和投资的封建制度和其他传统制度、政治权力集中在农村的地主寡头手里等,一句话,正是拉丁美洲本身的“传统”阻碍了它的现代化。这种分裂状态使他意识到,要想从事符合欠发达国家人民利益的社会科学研究,成为一名具有社会和政治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他不仅要放弃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生产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而且要放弃宗主国的生活环境,进入到欠发达国家内部,成为那里的人民的一员并在那里学习真正的政治科学和政治经济学。带着这个想法,弗兰克在1960年先后到古巴、恩克鲁玛领导下的加纳和塞科?图列领导下的几内亚,考察这些刚刚获得解放的前殖民地进行的政治经济变革。然后,他作出自己一生中恐怕是最重大的决定:辞去密西根州立大学的教职,来到拉丁美洲。[2]如果不是撒切尔所说的“为智利带来民主”的皮诺切特发动的军事政变,他现在可能还在那里。

  当然,弗兰克并不是刚到拉丁美洲就成为依附理论家的。他最早发表的几篇有关拉丁美洲的文章,包括讨论墨西哥革命的二重性和土地改革问题的文章,仍然把个别的民族国家作为自明的前提和分析单位: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不加分析地接受了“封建主义”一词。在当时的拉丁美洲学术界和思想界(包括自由主义和正统马克思主义),这个术语意味着以下几方面的含义:一、从15世纪末以来,伊比利亚殖民统治者把拉丁美洲建设成一个顽固的封建堡垒;二、发达资本主义地区是在与世界其他地区毫无关系的条件下完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而拉丁美洲则始终闭关自守,从而停留在封建状态;三、类似的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不仅存在于不同的国家之间,而且同样存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内部,所以不同学术背景和政治立场的人都承认拉丁美洲是一个二元社会:一部分是传统的落后的农业的封建社会,另一部分是现代的都市的(工业和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其中每一个社会都基本上不依赖于另一个社会而存在;四、帝国主义主要表现为外国的经济剥削,而不是在拉丁美洲建构了一种不同的资本主义。上述这些“传统”特征决定了拉丁美洲的欠发达,主要表现为普遍而持久的贫困。所谓的“封建主义”在这里是指,拉丁美洲是一个封闭的拒绝变革的传统社会,尚未纳入到世界市场经济之中,即按照进化论历史观还没有达到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但是,弗兰克很快就发现,这样的解释与拉丁美洲数百年的历史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并形成了他自己对拉丁美洲社会性质的独特见解,正是这些见解构成依附理论的基础。其主要观点可以表述如下:拉丁美洲本身是“西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在实际范围内扩展的产物,这样的扩张在其所到之处同时表现为中心地区的经济发展与边缘地区的经济欠发达的辩证过程,二者始终互为因果,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在国际领域,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表现为宗主国中心与边缘地区的差别和对立,在国家或地区内部表现为“现代”与“传统”、“发达”与“落后”、城市与乡村、工商业与农业的差别和对立。如果不是把这个过程视为同一个资本主义的辩证发展,那么就会认为存在着二元社会,即存在着两个体系:一边是富裕的“资本主义世界”,另一边是贫穷的“封建”世界。问题在于,将近五个世纪以来,美洲大陆始终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而且是一个做出特殊贡献的组成部分。拉丁美洲的“落后”和“欠发达”决不是什么封建秩序的产物,而是它以特殊的方式参与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这就是说,拉丁美洲从一开始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尽管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社会。不断扩张的资本主义体系怎么会有兴趣在拉丁美洲建立一个封建的即封闭的社会体系呢?它能从这样的体系中得到什么好处呢?实际上,资本主义做的事情恰好相反。[3]在来到拉丁美洲之初,弗兰克还写了《援助还是剥削?》(1963年)、《帝国主义的机制》(1964年)、《军政府的经济学》(1965年)等文章,在拉美各国引起激烈的论战。通过这些论战它对拉丁美洲与世界资本主义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同时也不是没有付出个人的代价。[4]但在建构衣服理论方面最重要的著作是《智力欠发达的资本主义发展》、《八仙欠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与巴西农业中的封建主义神话》,以及理论色彩较强的《欠发达发展》和《发展社会学与社会学的欠发达》。

  所谓依附性决不是通常所说的互相依存的关系,而是从属或屈从的不平等的权利关系,依附理论是关于一种特殊形态的资本主义“发展”形式的理论。从资本主义体系的空间结构的角度讲,这样的“发展”形式只存在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而这种所谓的“发展”的结果是通过价值的转移,促进了资本主义中心地区的发展或发达,同时导致了边缘地区的欠发达。和广为流传的看法(例如,罗斯托夫的经济发展阶段论)相反,欠发达不是一种原始的和传统的状态,也不是现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曾经经历过的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历史阶段,欠发达国家的过去和现在与发达国家的过去没有任何重大的相似之处。“目前的发达国家的过去虽然可能经历过未发展状态(undevelopment),但是决没有经历过欠发达状态(underdevelopment)。”[5]所谓未发展状态并非指一个社会的经济停滞不动或不存在与外部世界的交换关系,而是说这样的经济关系不是理由对暴力和资本的两段有意识地规划和建构起来的。现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征服与以往的帝国征服活动的本质在于,这种新的帝国征服方式就其性质而言从属于世界资本主义的扩张逻辑。前资本主义征服者的典型做法是,把原来的统治者消灭掉并取而代之,但他们一般并不改变被征服者原有的生产体系,只是强迫他们向自己缴纳贡税。现代欧洲人所做的则不同,他们系统的彻底地摧毁了殖民地原有的生产体系以及整个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结构,并且按照宗主国中心资本积累的需要,强迫殖民地人民接受一种异己的人为建构的经济体系。在奴隶贸易时代,非洲人并没有站在岸边等着跳上船去飘洋过海,美洲的黄金、白银、糖和咖啡也不是“自然”的恩赐,生产这些产品必须在当地建立特殊的社会组织。弗兰克指出:“经济的发展(或发达)与欠发达并不是一种相对的量的(relative and quantitative)关系,即人们通常所说的A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B国;相反,它们是一种关系性的质的(relational and qualitative)关系,即A国与B国的经济有着结构性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正是在A国与B国的关系中形成的。发展(或发达)与欠发达是同一个资本主义体系充满矛盾的经济结构和过程的产物。我们不能把它们视为不同经济结构或体系的产物,也不能视为同一个体系之内不同经济增长阶段之间的差异。”自从16世纪被征服以来,拉丁美洲形成了一种与欧洲相比,首先不在于发展水平高低,而在于性质迥然不同的外向型依附性经济,正是欧洲殖民统治者强加的这种卫星国地位决定了拉丁美洲始终摆脱不掉的欠发达状态。

  这就意味着如果要以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某一特定地区的发展与欠发达,就必须把它放置在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体系的结构之中来确定它在其中的位置。弗兰克指出,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种全球理论来思考和解释我们所面对的整体现实,即世界规模的资本主义,“如果我们要理解拉丁美洲,就必须从创造它的世界体系开始,并且摆脱画地为牢的民族国家的框架。”[7]从方法论角度讲,对资本主义形形色色社会关系的理解将不再是孤立地一个接一个地分析每一个大陆、地区和国家,而是着眼于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规模的资本积累过程,同时又要考察各个地区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分析世界各个地区特殊的资本积累发式和过程与这个全球过程的关系。在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经验基础上建构的各种社会理论,包括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无法完成这样的任务。另一方面,欠发达与资本主义之前的“未发展”状态有一个根本的区别,这就是欠发达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特殊的商业资本主义。如果说资本主义中心地区先后经历了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等不同的发展阶段的话,弗兰克认为在欠发达地区,中心—边缘关系的基本性质却始终是面向世界市场的商业性的,而不管这些关系看上去是多么的“封建”,这是因为宗主国中心地区的发展是阿明所谓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自主性发展(autocentric development),而欠发达地区的依附性发展却始终是以中心地区的需要和利益为转移的出口经济。在《智利欠发达的资本主义发展》中,弗拉克指出:“智利主要的出口产品改变过好几次,每一次都是因为这个出口部门成为潜在地可投资的经济剩余的主要来源,但每一次这个出口部门都被宗主国中心所控制。”[8]目前拉丁美洲最贫困的地区恰恰是历史上与宗主国联系最密切的地区。

  但这并不是说,欠发达仅仅是一种从外部强加的“外部”状态。一旦一个地区或国家沦为外部资本主义中心的边缘地区,中心—边缘的资本主义矛盾和剥削结构就会在其内部复制出来,按照这样的原则来重新组织这个地区或国家内部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形成本地区或国家内部的中心的发展和边缘地区的欠发达,从而成为本地区根深蒂固的“内在”结构。这种链条式连环状态的控制与剥削关系使资本主义关系从资本主义世界中心向外延伸到欠发达地区的民族中心,再从那里延伸到更低一级的地方中心。比如说,整个拉丁美洲都是欧洲(先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然后是英国和美国)的边缘,但在拉丁美洲内部,智利同时又是利马的边缘。智利的民族中心是圣地亚哥和瓦尔帕莱索,它们把智利其他地区的农业、矿业和商业都纳入到日益扩张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来。通过这个互相联结逐渐“下降”的中心—边缘链条,即使是最与世隔绝的农业生产者也与资本主义世界中心联系起来,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边缘地区的经济剩余就是通过这样的链条逐级转移到各个层次的中心。拉丁美洲最“封建”的大地主庄园实际上是典型的为世界市场而生产的资本主义企业,只是在宗主国中心不在需要它们生产的产品之后,它们才陷入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状态。在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心与殖民地的民族中心和地方中心之间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即由于后者本身处于依附性的边缘地位,它的发展必然会遇到世界资本主义中心所不知道的各种限制,因而根本不可能重复发达的世界中心所走过的发展道路。依附性资本主义造就了边缘地区特有的流氓资产阶级(lumpenbourgeoisie),除了来自宗主国中心的限制,使边缘地区无法走上自主性发展道路的,就是这个其礼仪主要与宗主国中心而不是国内市场相联系的依附性资产阶级。美国和拉丁美洲的“主流社会”都是由欧洲人的后裔构成的,他们的截然相反的命运原因不止一端,但在殖民地时期形成的不同性质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弗兰克在好几部著作中都对19世纪美国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流氓资产阶级的决战进行比较分析,美国南方的流氓资产阶级的失败和拉丁美洲同一个阶级(它们共同的特点是“自由贸易”虔诚的信奉者和坚定的维护者)的胜利,最终决定了它们各自不同的命运。[9]

  弗兰克的依附理论从一开始就是很有争议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阿根廷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在《拉丁美洲的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一文里提出的批评。拉克劳认为,弗拉克队二元社会的批判以及拉丁美洲从一开始就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观点是非常令人信服的和正确的,但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本身即为资本主义社会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问题在于弗兰克是在商品交换领域而不是生产领域使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个术语的,因此把是否与市场尤其是世界市场相联系视为区分两种社会形态的决定性标准。拉克劳遵循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对资本主义的解释,一方面把资本和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严格区分开来,因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不仅剥削直接生产者创造的经济剩余,而且其中商品化的那部分也可以转化为相当规模的资本积累。[10]另一方面,拉克劳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分析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和资本积累时,是在描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在《资本论》第二卷分析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和商业利润的来源时,是在描述一个“经济体系”,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可以包括各种不同的生产方式的”。[11]这样,说拉丁美洲是封建社会,就无需像二元论者那样硬说它是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社会;同时,说拉丁美洲自始至终参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也并不像弗拉克所说的那样,它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拉克劳坚持按照生产方式来理解不同社会的主要原因是,他认为像弗兰克那样从流通领域而不是生产领域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只能描述拉丁美洲怎样成为欧洲宗主国的依附性边缘地区,恰恰无法解释他的基本命题:宗主国中心的发展导致了殖民地的欠发达。拉克劳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是资本积累过程取决于利润率,而利润率又取决于剩余价值率和资本的有机构成。但资本的有机构成的提高的提高如果不能导致相应的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就必然会导致利润率的下降,这就迫使资本从有机构成高的部门和地区向有机构成低的部门和地区转移,而主要是用超经济剥削手段(形形色色的非自由劳动)的边缘地区就成为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因此“宗主国中心的工业资本主义扩张必然要维持边缘地区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12]在这里我不想过多触及资本主义研究中的“生产范式”与“流通范式”之间的争论,这至今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且与世界体系理论关系密切的学者比较倾向于后者,或至少是模糊二者之间的严格区分。[13]我只想说明这个问题并不是空穴来风,而且与马克思的理论中的一些模糊之处有关。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研究是一项“未完成的规划”,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他写道:“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次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14]事实上,马克思的《资本论》只能说勉强完成了前三项的研究,它成为各个流派的马克思主义赖以发展的主要理论依据。我们无法猜测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研究的完成形态是什么样子,无法猜测对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的研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资本论》的内容和结构,尤其无法猜测马克思会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我们确实知道的是,在马克思去世不久就出现了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马克思主义的需要,以及以列宁为代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这两方面的“需要”都同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正在或即将发生的结构转换有关,同时也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研究不无关系,因为“帝国主义”的出现不仅要求社会主义者制定相应的行动战略和策略,而且要求作出理论上的阐述。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希法亭的《金融早报》被公认为填补了这个理论的空缺。他们的特点是采用一种阶段论的时间性叙事,即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道路段资本主义(这被认为是帝国主义的同义词或不同表述),以及从商业资本到工业资本,再到金融资本,从而避免了从理论上触动《资本论》的风险。而且在当时的语境里,“帝国主义”是指欧洲资本主义中心国家之间的冲突,殖民地问题是从这个特定的角度而不是从资本主义整体发展的角度提出的,因此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来说仍然只有一种补充的意义。但是,当时敢于冒这种风险的确有其人。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同样是在帝国主义论战的语境里写作的(出版于1912年),但它不仅仅是策略层面的思考,而主要是在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层面上对《资本论》提出质疑,从而开启了从整体上重新考察资本主义的可能性。

  卢森堡是在扩大再生产这个问题上发现结构严谨的《资本论》的缝隙的。她在分析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里关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的论述,特别是从简单再生产到扩大再生产的论述后指出,“这种立足资本主义生产的自足性和孤立性上的见解,我们认为不能解决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15]因为在封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无法解决一个对于资本积累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作为扩大再生产的基础的那部分不断增长的需求从何而来?所谓积累就是不能把剩余价值全部消费掉(否则就只能进行简单再生产了),而是必须让其中的一部分重新资本化,投入扩大再生产,从而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悖论的是,在剩余价值能够重新资本化之前,又必须解决它的实现问题,也就是说,剩余价值必须被某些人消费掉。但是在一个典犁的封闭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不论资本家阶级怎样置新教伦理于不顾,过着纸醉金迷的奢侈生活,他们作为一个阶级也只能消费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工人阶级从社会总产品中取得一个确定的部分,其数最相当于社会总资本的可变资本,因此不论他们的生活水平较高或较低,他们所消费的那部分也不可能是剩余价值中重新资本化,即用于扩大再生产的那部分。看起来这里存在着一个矛盾:重重新资本化的那部分剩余价值,资本家不会消费它,而工人无力消费它,所以是不可能得到实现的。然而,资本主义牛产,就其本质来说,只能是扩大再生产:而且既然资本主义生产每一天都在以扩大再生产的方式进行着,那就意味着剩余价值中重新资本化的那部分肯定已经实现了,只不过它们被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外的什么人消费了。卢森堡的结论是:“马克思似乎一直是从一个错误的方向着手研究这一问题",[16]这样就无法说明这个至关重要的需求从何而来,也就是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是如何实现的。

  那么,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为什么不能说明资本积累过程实际上如何进行以及在历史上是如何完成的呢?卢森堡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整个图式的前提本身,即试图在资本家和工人是社会消费的惟一代表者的前提下,来说明资本积累的过程。从这个缝隙里卢森堡看到整个《资本论》的结构性问题:“我们在《资本论》全部三卷中看出,马克思的分析的理论前提,是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着普遍而惟一的统治地位。在这样的条件下,图式中当然看不到资本家及工人以外的阶级存在。……这个前提,乃是理论上的权宜之计。现实上,从来没有过那样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惟一支配下的自给自足的资本主义社会。”[17]为了补救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的缺陷,卢森堡认为,剩余价值的实现必须假定一个“第三者”,即资本家和工人之外的消费者的存在:

  剩余价值实现的第一个条件,是要求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以外的一个购买者阶层。我们说购买者,而不说消费者,因为剩余价值的实现,最初就不是指剩余价值的物质形态而言。起决定性作用的一点是在于,剩余价值既不能由工人,也不能由资本家来实现,而是由那种属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阶层或社会结构来实现的。这里,可以设想两种不同的情况。第一,资本主义生产供给超过自身需要(工人与资本家)以上的消费资料,其购买者是非资本主义的阶层和非资本主义的国家(例如19世纪英国的棉织品供给欧洲大陆的农民和都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印度、美洲和非洲等的农民)。……其次,从相反方面看,资本主义生产提供超过自己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并从非资本主义国家中找到购买者(例如英国工业在19世纪前半期供给美洲澳洲诸国建设铁路的材料)。[18]

  另一方面,剩余价值的实现并不是扩大再生产的惟一关键问题。很简单,剩余价值的实现表明物质形态的产品已经售出,并以货币的形式回到资本家的手里。但是,积累的第二个前提是资本家必须获得扩大再生产必需的物质要素。他们从什么地方获得这些物质形态的东西呢?在这里 非资本主义社会作为原材料的输出地同样是必不可少的。在20世纪初,资本主义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之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世界总生产中仍然只占一小部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果仅仅依赖在这样狭隘的空间里所能获得的生产要素,是决不可能达到它实际达到的高度的,甚至它的一般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资本积累的物质要素同样严重依赖非资本主义社会。卢森堡认为马克思封闭的资本积累理论在这个问题上再一次遇到障碍:“为什么必要的生产资料及消费资料,都必须是资本主义生产呢?这个假定,正是马克思资本积累命题的基础,但它与资本的日常实践和历史以及这个生产方式的特质并不符合。1 9世纪前半期英国的剩余价值,大部分是以棉织物形态从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可是这些剩余价值用来资本化的物质要素,乃是表现为美国蓄奴各州所生产的原棉,或者表现为农奴制俄国田地生产出来的谷物(这是英国劳动者的生活资料)——这些东西确实是剩余产品,但绝不是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卢森堡认为,为了使已经实现的剩余价值 在生产上得到使用起见,资本有必要越来越向全世界扩张,以便攫取在数量 和质量上都可供无限制选择的生产资料。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形态和规律 从最初就致力于囊括全世界,为了剥削的目的而占有各种生产力,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里搜索生产资料,“必要时从一切文化阶段和一切社会形态那里用武力来夺取这些生产资料”。[19]所以,无论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还是获得扩大再生产的物质要素,资本主义社会都离不开与非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交换。这种交换,一方面可以称之为国际贸易(它从一开始就是资本主义历史存在的首要条件),另一方面则是军事扩张,从15世纪末以来它和国际贸易始终形影相随。资本的扩张所遵循的不是黑格尔辩证法那种正反合式的内在扩张的逻辑,而是从一开始就表现为空间扩张的逻辑。表现为资本扩张、国际贸易和军事征服的神圣三位一体。

  《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讨论“所谓原始积累”问题。这一章在整个《资本论》中处于一个非常特别的结构位置,目的在于跳出一种规范性的理论分析所造成的恶性循环。在涉及这个问题之前,马克思已经论述了货币怎样转化为资本,资本怎样产生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又怎样产生更多的资本。“但是,资本积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剩余价值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前提,而资本主义生产又以商品生产者握有较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为前提。因此,这整个运动好像是在一个恶性循环中兜圈子,要脱出这个循环,就只有假定在资本主义积累之前有一种‘原始’积累(亚当?斯密称为‘预先积累’),这种积累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而是它的起点。”[20]这就是说,“原始积累”是构成资本主义积累起点的、但本身不是资本主义积累的资本积累。马克思主要以英国农民为例说明了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过程,同时也强调了欧洲资本对殖民地的掠夺。卢森堡认为成问题的是,这些都是从所谓“原始积累”的角度来分析的。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这些过程是附带发生的,只是说明资本的发生史,即资本在世界上最初出现时发生的情况,似乎“原始积累”在某个时间点上完成之后,就可以回到普遍而又惟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去分析严格意义的资本主义积累了。就我所知,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卢森堡是第一个指出,资本主义积累始终是与“原始积累”同呼吸共命运的:“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在它十分成熟时期,依然在一切方面依存于与它并存的非资本主义的阶层和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一个广大的非资本主义世界构成的“资本积累的历史环境”,而且这个非资本主义世界既然不会心甘情愿地充当这样的“历史环境”,对它们的军事征服和政治统治也就是资本积累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帝国主义问题上,卢森堡和列宁、希法亭的阶段论不同,“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来看,资本的积累不仅在它诞生时,而且直至今日,都使用暴力作为一个永久的武器。”卢森堡第一个指出,帝国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哪怕是最高阶段),而且是在任何时候都与资本主义不可分割的连体怪胎。

  在一定程度上,弗兰克的依附理论、阿明的世界规模的积累理论和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都受到卢森堡关于资本积累的理论的影响,尽管他们都对她有所批评。就连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布罗代尔也认为,“资本主义只是在其他生产方式的簇拥下,并牺牲其他生产方式,才能生存。罗莎?卢森堡在这方面的看法是正确的。”[22]尽管在与拉克劳德争论中得到沃勒斯坦的有力支持,[23]弗兰克仍然觉得有必要就世界规模的资本积累作出进一步的澄清。早在1968-1969年,弗兰克就与印度学者赛义德.沙阿合作编纂一部研究包括亚洲、非洲、阿拉伯世界和拉丁美洲整个第三世界的欠发达问题的文选,名为《欠发达读本:理论、历史和政策》,旨在全面说明不同的边缘地区是如何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并以其特定的方式为资本积累的事业做出贡献的,但没有一家出版社肯接受这部仅第一卷就长达1000页的文选。后来弗兰克把他为文选写的导论扩展成两部专著《世界性积累:1492-1789年》和《依附性积累与欠发达》。书还没有写完就发生了军事政变以及随之而来的驱逐出境,[24]它们实际上成为弗兰克在拉丁美洲的事业的句号。这两本书大致和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阿明的《世界规模的积累》都于70年代出版,标志着战后以中国革命和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为背景对全球历史资本主义的思考进入一个新阶段。

  和卢森堡一样,弗兰克感到疑惑的是,假设原始积累作为真正的资本主义积累的起点,是否能够跳出马克思所说的恶性循环?如果说资本主义是从16世纪开始的,那么一方面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几个世纪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没有占据统治地位,另一方面资本积累的事业却在世界范围内脚踏实地地展开和扩张,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的资本积累概念是无法说明从那时以来整个世界实际历史过程的多义性的,因此有必要对原始积累这个概念作进一步的区分和界定。弗兰克认为,所谓的原始积累不仅是指在时间上先于或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资本主义积累,如工业革命之前长达几个世纪的资本积累,而且意味着这样的积累是建立在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如美洲的矿山和种植园。然而,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却并不一定必须在时间上先于或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反,它可以而且确实与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同时存在。这就是说,原始积累,就其建立在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的积累而言,并不是一个时间性范畴,而是一种性质不同的初级积累(primary accumulation)。[25]在历史资本主义的各个发展阶段,这种初级积累不仅为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在雇佣劳动和相对剩余价值占据主导地位的“纯粹”资本主义阶段,它也始终在积累过程中占有一席之地,故有人称之为永久性的原始积累。更为重要的是,面对拉克劳、布伦纳等人来自“生产范式”的批评,弗兰克认为应该适当地修正关于资本主义的定义,以便正确说明不同性质的积累和不同的生产方式是如何在同一个世界规模的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上文的分析表明,和卢森堡一样,弗兰克认为帝国主义并不是这个或那个剥削拉丁美洲的外国公司,而是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诸方面的整体结构。和卢森堡不同的是,弗兰克认为资本主义的存在并不是必须依赖于广大的非资本主义社会和非资本主义阶层的存在,而是同一个世界过程在不同地区 制造出不同的资本主义。这里的关键在于,雇佣劳动本身并不是是否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惟一标准,因为雇佣劳动完全可以在与资本主义积累无关的情况下存在。“生产关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凡是被纳入资本积累过程的生产关系、流通和实现的过程都发生了彻底的转化或改造;换言之,不同的生产方式和流通实现过程被纳入资本积累过程才是资本主义是否存在的真正标准。……但在历史实践中,纳入资本积累的世界过程和生产关系的改造往往是同时发生的,尽管现存生产关系的转化并不必然意味着在所有的地方都采用雇佣劳动制度。相反,纳入世界规模的积累过程往往是从一种‘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转变为另一种‘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26]这种似乎是“非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就是边缘地区的依附性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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