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在圣彼得堡举行的国际经济论坛上，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由欧亚经济联盟、中国、印度、巴基斯坦、伊朗等国构建“大欧亚伙伴关系”的倡议。该倡议的提出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背景，是应对俄严峻政治经济挑战的需要，巩固和扩大欧亚经济联盟建设成果的需要，也是俄罗斯实质性对接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需要。

　　“大欧亚伙伴关系”的组建对我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与经济价值，值得我国积极应对。

　　首先，有助于挖掘中俄经贸潜力，扩大双边贸易与投资。中俄贸易和投资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近年来两国政治互信达到空前高度，两国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水平，这些都为中俄经贸关系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由于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特别是石油价格的大幅下跌，2015年中俄双边贸易并未实现原定1000亿美元的目标，反而由上年的950亿美元大幅降至642亿美元，降幅达27.8%。“大欧亚伙伴关系”将促进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无疑会释放双边经贸潜力，有助于实现2020年双边贸易达到2000亿美元的目标。而且，“大欧亚伙伴关系”将为我国对俄投资提供更有保障的制度环境，契合我国当前的对外投资战略。同时，国际经验表明，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大必然会带来商品贸易的扩大，并带动诸如跨国运输、金融、旅游等服务贸易的发展。

　　其次，打通中亚这一关键节点，可以有效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中亚处于亚洲和西欧两大经济圈的联结之处，是我国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绕不开的关键节点，也是现阶段建设的切入点和突破口。2003年，我国就正式提出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自贸区的设想，但由于俄担心我国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其他中亚国家又只能看俄眼色行事，致使上合组织自贸区一直未建立起来，而且我国也未能与中亚国家达成任何自贸区协议。现在俄通过组建“欧亚经济联盟”具有了“抱团”议价能力，而且“欧亚经济联盟”的层级高于自贸区，成员国也超出上合组织，组建上合组织自贸区的设想显然已不现实。按照普京提出的“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欧亚经济联盟内的中亚国家成为该伙伴关系的当然成员，这无疑对我打通中亚这一关键节点，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具有积极作用。

　　第三，构建多元平衡架构，有助于消减彼此戒心，推动跨亚欧经济一体化组织的组建。在当今世界，各种大型、超大型区域性经济集团不断涌现，但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以及中亚、南亚在内的广阔区域迄今仍是一体化的“空白地带”。之所以始终未能组建一个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组织，主要是因为彼此之间长期存在戒备心理，尤其是俄罗斯和印度对中国迅速崛起心存疑虑。“大欧亚伙伴关系”可形成一种多元平衡、相互牵制的架构，尤其是中国、印度、俄罗斯三方的相互制衡，无疑将有助于消除彼此长期存在的戒备与防范。这为构建起一个横贯欧亚大陆东侧，包括东亚、中亚、南亚国家在内的超大型国际经济一体化集团，创造重要前提条件。而且，包含印度在内有利于我国打通南亚这一关键节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第四，有助于推动新兴经济体增长。据统计，2013年，欧亚经济联盟、中国、印度与伊朗等“大欧亚伙伴关系”的人口总和近29亿，占全球人口的40%以上，GDP合计约14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18%以上，进出口贸易总额超过全球贸易的15%。面对更加广阔的内部市场和更为激烈的竞争，各国必将加速进行经济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为经济增长注进新的活力，扭转近年来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率下滑的态势，使欧亚板块作为带动世界经济新增长极的作用进一步突显。在目前欧美发达国家逆经济全球化思潮泛滥,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大欧亚伙伴关系”内部贸易投资的自由化无疑将有助于继续推进经济全球化趋势继续向前发展。

　　为求各方共赢和利益最大化，我们特提出以下几点应对建议。

　　第一，“大欧亚伙伴关系”的经济一体化层次应定位为自由贸易区。较之关税同盟、共同市场及经济联盟等更高层级的经济一体化形式，自由贸易区要求取消内部贸易的关税及其他贸易壁垒，但无需制定共同贸易政策和设立共同对外关税，各成员国享有与集团外国家另组一体化组织的充分自由。鉴于“大欧亚伙伴关系”拟议成员众多，设立统一对外关税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在该自贸区内，欧亚经济联盟可作为集体成员，继续保留其原有的关税同盟架构，维持该组织成员的共同对外关税。同时，APEC的经验证明，没有条约的约束，要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常常会收效甚微。为此，“大欧亚伙伴关系”应通过谈判达成有约束力的自由贸易区协定，方可有助于持续发展，又避免非成员国“搭便车”。

　　第二，“大欧亚伙伴关系”的合作领域应以经济为主，但不限于经济。普京在提出“大欧亚伙伴关系”时，并未将合作局限于经济领域。众所周知，俄罗斯在核能、导弹以及民用和军用航空航天等领域具有全球领先的技术，成员间就这些领域开展务实合作无疑有着广阔的潜力与空间。仅就经济领域而言，我们认为至少应该包括一般自贸区协议都具有的相互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扩大商品和服务（包括金融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等内容。此外，各方还应在相互扩大和保护跨国投资，推行简化通关手续在内的贸易便利化，电子商务、知识产权保护、商务人员临时入境，以及环境保护等新领域开展更有成效的合作。

　　第三，为加快谈判进程，可以上海合作组织作为主要谈判平台。“大欧亚伙伴关系”拟议的成员，多为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员国、观察员国或对话国。而且，上合组织已经形成了元首理事会、政府首脑理事会、外交部长理事会等多种对话和谈判的机制。为加快推动“大欧亚伙伴关系”谈判，只需在上合组织秘书处组织协调下，成立相应谈判机构即可启动。

　　第四，充分估计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谈判应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由于“大欧亚伙伴关系”拟议的成员众多，自贸区谈判将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这很可能使构建“大欧亚伙伴关系”的过程充满矛盾与斗争，任何急于求成的做法都将“欲速而不达”，因此必须加强研究，做好充分准备。就具体谈判而言，应该按照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原则，先就各成员容易达成共识的领域达成协议。此外，为使参加成员国家尽快享受到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好处，“大欧亚伙伴关系”应制定“早期收获”计划。

　　周茂荣，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高级研究员、“一带一路”研究团队负责人。

　　谭秀杰，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讲师，博士，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专职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