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已经三年多时间，在整个推进过程中金融发挥着资金融通的巨大作用，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的过程本身也是我国金融开放战略，在亚欧乃至全球构筑影响力的过程，因此，需要从整体上去积极构建更加全球化、市场化的融资框架和金融合作体系。

　　在目前“一带一路”融资框架体系中，基金的形式要优于银行融资模式，特别是应用好各类基金资金，包括国际合作基金、产业投资基金、国家专项基金等在内的多种类型的基金对于推进金融互联互通意义重大。

　　第一，发挥好已有的“一带一路”基金的作用。成立丝路基金是利用中国资金实力，支持“一带一路”的具体举措。丝路基金定位于中长期开发性投资基金，通过股权、债权、贷款、基金等多元化投融资方式，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多边、双边互联互通提供投融资支持。作为国际金融和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政策工具，丝路基金不仅要重视对接项目，加速“一带一路”建设，更要对接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等各项金融改革举措，同时要加强亚洲债券基金建设，引导亚洲债券市场的开放和发展。

　　除此之外，需要进一步加强如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亚洲渔区合作专项资金、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基金、中阿共同投资基金、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等的重要作用，吸引沿线国家资金和社会资本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有的基金已成功运作了数年，积累了相对丰富的航运、港口、通讯等项目建设经验，这些基金对于推进“一带一路”沿线的互联互通能够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二，吸引产业资金投资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来。产业投资基金是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实体经济的主要手段和平台载体。近年来，我国以VC、PE为主要代表的产业投资基金发展迅速，特别是人民币基金募资和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投资领域既包括传统产业，如农业、能源、制造业等，也逐步开展到城市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等直接关系城镇化发展的重点领域。有关部门应设立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并以国家引导基金为发起人，联合地方政府和社保、保险等其他投资机构共同设立各行业子基金。为提高该基金对其他投资机构的吸引力，提高募集资金的成功率，建议可对子基金的受益权进行结构化分层设计。其中，国家级引导基金可以承担子基金的最后兜底作用，较少或者不参与基金分红，并先期承担基金损失，而追求稳定回报的社保、保险等投资机构可作为优先受益人，部分机构出资甚至可以设计成为优先股性质，保证其获取合理稳定回报。在基金的具体运作上，应采用市场化运行方式。

　　第三，用好各类国家专项基金。 专项基金一般由国家出资（如外储资金、财政资金或政策性银行资金），同时还能吸收其他资金，并由政策性银行管理。我国已有专项基金管理机构的运作经验，比如此前国开行已经设有中非发展基金，目前资金规模达到了50亿美元，实际投资24亿美元，且已带动中国企业对非投资150亿美元。

　　第四，引导各类地方政府及机构配套基金向“一带一路”投资。“一带一路”沿线省份或将推出地方版丝路基金及其他类型基金。例如，福州市政府日前和国开行福建分行、中非发展基金携手合作，推动设立预计总规模100亿元人民币的基金，广东省政府也正酝酿设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基金”。此外，一些金融机构也成立了配套基金。如中信银行成立的“一带一路”基金最主要的特点是以基金的形式来撬动社会资金，并通过PPP、走出去、并购重组、产业投资等四类子基金，专项投资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生态环保、新能源、现代农业、文化教育等相关领域，力争5年内，上述母基金规模达到1000亿元，撬动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5000亿元，为区域内重点项目拉动1万亿元融资。

　　第五，成立政策性担保基金，主要用于境内中小企业优先开展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贸易融资担保。该资金作为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可以利用一些有效的官方的支持手段，提供一些优惠贷款，提供企业的贷款担保，提供更多的信用保险，通过这样的方式，对企业贸易和投资活动给予必要的支持。

　　第六，鼓励各国主权基金参与共建“一带一路”。近年亚洲地区积累了大量金融资源，单从外汇储备资产规模看，约占全球的三分之二；但从资产配置角度看，却配置了大量低收益美元资产。研究表明，在1952年到2014年间，美国投资者持有外国资产的平均收益率是5.72%，外国持有美国资产的平均收益率是3.61%，这种差额收益率产生的原因既是由于美元资产的低风险导致的，也是由于在当前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元不断相对其他货币贬值所产生的估值效应导致的。目前，亚洲乃至亚欧的主权基金规模庞大，未来需要改变投融资机制并不顺畅的状况，疏通主权财富资金投融资渠道，促进跨境相互投资。

　　第七，探索基金和银行合作新模式。亚洲地区的金融业各具特点，如东亚国家包括中国，银行借贷比重高，直接融资比重较低；而西亚地区，融资大多以基金的形式出现。双方可以取长补短，探讨伊斯兰金融基金和东亚的银行间合作新模式。特别是由于伊斯兰金融更注重有形资产，这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和拓展能源、贸易投资、国际产能合作，以及基础建设等领域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