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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早期探路人 ——访著名英美文学专家、翻译家朱虹教授
2019年05月30日 07:2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孙继成 字号
关键词:翻译;文学;朱虹;孙继成

内容摘要:朱虹,英美文学专家、翻译家, 1933年生于天津, 195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此后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从事英美文学研究,现为该所研究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外国文学系主任、第一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等职,并长期担任美国波士顿大学客座教授。记得潘家洵老师让我们翻译《红楼梦》中的一段,文中有晴雯“撂手绢”的一个“撂”字,同学们用了好多词来翻译,如throw, cast等,我用了“toss it over”来翻译“撂”字,结果得到了潘先生的肯定。孙继成: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都应该关注哪些要点,才能有效避开其中的翻译陷阱?与中译英翻译策略孙继成:在您几十年的翻译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难以处理的翻译难题?

关键词:翻译;文学;朱虹;孙继成

作者简介:

  朱虹,英美文学专家、翻译家,1933年生于天津,195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此后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从事英美文学研究,现为该所研究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外国文学系主任、第一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等职,并长期担任美国波士顿大学客座教授。

 

  朱虹教授著有《英美文学散论》(1984)、《美国文学简史》(上下册,1986)、《狄更斯小说欣赏》(1987)、《英国小说的黄金时代:英国小说研究(1813—1873)》(1997)等专著,主编和选编有《英国短篇小说选》《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奥斯丁研究》等多部外国文学作品集、论文集,同时还在国内外出版了《中国西部小说选》《恬静的白色:中国当代女作家作品选》《花的节日:当代中国女作家散文选》《坚硬的稀粥及其他:王蒙短篇小说选》《中国农村调查》等大量汉译英作品,另有英文撰写的文学评论多篇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学术刊物上发表。

  朱虹教授是新中国第一代女性文学批评家,是国内著名的英美文学研究专家,也是致力于把中国当代文学推介给英语世界的知名翻译家。她的译作深受海内外读者的推崇与赞誉。朱虹教授与海外多家出版社进行深度合作,成功地将自己的译作打入了海外主流商业图书市场,从而成为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成功范例。为了深入了解这位“文化输出”的早期探路人和成功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报》特约笔者对朱虹教授进行了专访。

  采访不是一蹴而成的,而是有一定的时间跨度。最近一次和朱虹教授见面是在4月27日。繁华之外,与87岁的老人谈过往,抚摸那些唏嘘不已的岁月,漫长的不再是岁月悠悠,而是悠悠之后的人性闪光。

  蜿蜒求学路:

  从教会学校到北京大学

  孙继成:朱老师好,您是英美文学研究专家,又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英译与推介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请问您是如何走上翻译之路的?早年又是如何学习英语的?

  朱虹:这事还得从我的童年和少女时代谈起。20世纪40年代初的天津是日本占领区,学校一律开设日文课。我的生父曾留学美国,他要我学英语,于是把我放在天主教圣芳济会修道院附设的圣若瑟女子寄宿学校,该校的生活和教学语言都是英语,“外语”是法语和拉丁语。我在天津读了6年,后来转到北京的圣心学校,即圣若瑟的姊妹校,老师也是圣芳济会的修女。修女老师不懂数理化,数理化就全免修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学校急急忙忙宣布在校生毕业,修女给了我们每人一张纸(毕业证),然后就撤离了中国。

  当时我才15岁,正值高校招生。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我连想都不敢想,因为物理、化学我都没有学过,只会英语。想来想去,我决定和同学们一道报考辅仁大学,因为该校也是天主教会办的,英语系的系主任是位美国人,是耶稣会神甫(Jesuit),也许他们会接收我。考试时,我在数理化的试卷上用英语哗哗地写满了自己读过的书,使劲表现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还说我反正要读您的英语专业,数理化不好也不妨碍我学习英文。辅仁大学英语系果然接收了我,录取榜上,我的名字居然还排在了第一名。多年后,我的老同事董衡巽对我开玩笑说:“朱虹啊,你才是中国第一个交白卷的‘张铁生’!”

  孙继成:后来您又是如何从辅仁大学转学到北京大学的?

  朱虹:有一天,一个叫杨登彪的男生对我说:“朱虹啊,您干吗在这里混啊?你不如考到北大去。”我说:“我哪能考进北大啊!”他说:“你考转学生,只考英语,不考数理化。”结果,我就参加了转学考试,还真考上了北大西语系。

  孙继成:看来教会学校的全英语教学,为您日后的翻译工作奠定了坚实的语言基本功。进入北大西语系后,又开始接受专业的翻译训练,您对哪些老师的课程印象比较深刻?他们对您日后的工作又有怎样的影响?

  朱虹:我印象最深的是潘家洵和朱光潜先生的翻译课,一共两个学期。可以说,这两位先生的翻译课对我的一生都有很大影响,特别是朱先生的课。

  孙继成:潘家洵和朱光潜先生的翻译课程有何特点?

  朱虹:两位老师的上课方法基本一样,都是给学生一个text(文本),一个星期是英翻中,一个星期是中翻英,然后就讨论同学们的作业。我们班上只有20多人。记得潘家洵老师让我们翻译《红楼梦》中的一段,文中有晴雯“撂手绢”的一个“撂”字,同学们用了好多词来翻译,如throw, cast等,我用了“toss it over”来翻译“撂”字,结果得到了潘先生的肯定。

  朱先生对学生的翻译讨论更为严格。在我印象中,自己得到的批评较多。记得朱先生当时从《人民日报》上选过一篇报道《与冰的斗争》让我们翻译。文章讲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破冰前进的艰难。我当时受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1902—1968)小说《人鼠之间》(Of Mice and Men)的启发,就套用并译成“Of Ice and Men”,对此,自己当时还比较得意,我以为朱先生会表扬我。结果,朱先生批评我说,我的译文没有反映出struggle(奋斗;斗争)之意,没有反映出ice(冰)和men(男人;人类)之间的关系。这种严谨的教学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

  孙继成:听说卞之琳先生也给你们上过课?

  朱虹:卞先生在三年级的第二学期给我们开的课程是Great English Writers (伟大的英国作家)。课上,卞先生对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Christopher Isherwood,1904—1986)讲得很多,以至于我很长一段时间都认为衣修午德是当代最伟大的英国作家。我们精读过《紫罗兰姑娘》(Prater Violet)、《告别柏林》(Goodbye to Berlin)等,欣赏得比较细致。卞先生指出,萨利(Sally),即 《紫罗兰姑娘》中的女主人公,跟男人打交道总是吃亏,可还自以为很精明。后来我们才知道,卞先生在英国时见过衣修午德,《紫罗兰姑娘》就是卞先生翻译的。记得卞先生还通过16—17世纪的一首诗歌《心的交流》(Exchange of Hearts)给我们分析了当时的等价交换观念,他对文本分析得比较细致。那时候,我们都很喜欢卞先生,他为人潇洒,很有风度。

作者简介

姓名:孙继成 工作单位:山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职称:副教授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李中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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