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界兴起了通过做实验的方式进行哲学研究的潮流。实验哲学的流行，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传统上基于直觉的哲学研究的不足之处，如直觉容易受到很多外在因素的影响，无法很好地作为学术研究的有效手段；如果直觉靠不住，那么建立在直觉之上的哲学研究也无法产生相应的专业知识；基于直觉提出的一些判断、断言往往仅是一些未经检验的假设，但哲学家们却将其作为结论使用。尽管直觉式的哲学研究存在一些缺陷，但我们仍要看到其合理性，如直觉与日常概念之间的亲和性，以及它对依赖于概念思辨的思想发展过程造成的路径依赖特征。在这个意义上，直觉式哲学研究并不会过时。

　　何谓直觉式哲学研究

　　笔者所谓的直觉，主要是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世界、社会以及他人的先入为主的见解未经思考的直接反应。这些前见受不同人群的生活方式、教育水平、职业及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制约。某个共同生活的群体共享的前见集合就构成了这个群体与世界、他人打交道的缺省假设。在哲学研究领域，直觉式哲学研究大致与哲学思辨的含义等同，又被称为扶手椅式的哲学研究，即从概念到概念的推理活动。

　　在实验哲学家们看来，从直觉出发从事哲学研究可以追溯至古希腊哲学。比如，在柏拉图的对话集中，哲学家苏格拉底及其对话者若就某个问题达成一致见解时，便几乎不会对其有更多反思；在此基础上，他们会将这种一致的见解当作结论；进而，这些理所当然的见解又成为反对一些哲学主题的证据。这些对话中的“理所当然” 的思考方式，即可称之为哲学直觉。

　　这类基于直觉的哲学研究，往往会设置一些想象的场景。然后，对话者会对这些想象场景作出直觉式回应，并自信地声称任何遇到这类问题的人都会作如是观。按照斯蒂克（Stephen Stich）和托比亚（Kevin P. Tobia）等人的看法，苏格拉底与其对话者就正义的本质进行讨论时，就充分展现了直觉讨论的这种特征。

　　不仅古希腊哲学如此，现代分析哲学也充满了这类例子。如维特根斯坦在其《论确定性》中设置了这样一个基于直觉的思想实验：当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和土著居民就某问题说理时，双方都会依据自身习以为常的“道理”而视对方为蠢人和异教徒。这说明，作为土著居民缺省假设的神谕和现代人视为天经地义的物理学规律之间存在着种种不协调。

　　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实验表明，直觉思考的有效性总是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比如某人所属的共同体的范围、文化背景、性别以及经济地位等。这些因素与人们稳定的日常经验紧密相关，而人们的日常经验又往往凝结在日常使用的概念中。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直觉式哲学研究往往以概念分析为其主要特征。

　　直觉思考与概念分析

　　前文对基于直觉的哲学研究的描述，是基于其历史生成的本义。除此之外，直觉式哲学研究还包括与实验哲学相对而言的含义。在前一个意义上，自古以来的哲学研究大致都可称为基于直觉的哲学研究；在后一个意义上，直觉式哲学研究意味着从日常经验的层面进行哲学研究，而非像实验哲学那样以统计学等量化方式（超越了日常经验的层面）从事哲学研究。直觉式哲学研究在后一种意义上与实验哲学构成了人们说理时成对出现的论理词。

　　就本文谈到的直觉思辨而言，人们的直觉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对于同样一个判断，可能因为人们属于一个共同的群体而得出相同的结论；其他不同群体的人则可能有不同的结论。这些赞同或否定的态度背后，是人们基本生活经验的差异。

　　与此类似，众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凝结在日常的概念之中。陈嘉映曾以“首相”这一概念为例，对这种现象进行了考察。他指出，有关“首相”的事实多多少少组成了一个整体。一个概念是一些事实的结晶，但哪些结晶了哪些没结晶，则取决于历史的安排且没有明确的界限。我们大致可以说，概念是一些事实结晶为较为稳定的理解图式，概念里包含我们对世界的一般理解。

　　因此，直觉和概念有着类似的经验基础，这使得概念能恰当地反映我们的直觉。苏格拉底及其对话者对正义本质的直觉理解，体现了当时人们对这一概念的经验。而在维特根斯坦思想实验中，土著居民和现代人对神谕和物理学规律等概念的理解，则结晶了他们对世界的一般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