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特别是新世纪以来，西方的文化研究思潮被广泛引介进来，对当代中国文艺学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如拓展了理论视野，丰富了研究方法，开掘出若干新的学术生长点，建构了一些有创新性的研究思路等，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文艺理论体系多有启示。同时，它也产生了一些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模糊了文学研究的边界，变成了一种泛文化理论。

　　文化研究是20世纪60年代由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学批评起始，逐渐波及欧美其他地区，80年代以后在美国获得了异常快速的发展，并逐步与后现代主义思潮合流，扩张到社会学、政治学、哲学、心理学、法学、语言学、传播学、美学、经济学等绝大多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其研究课题则扩大到全球化、权力话语、大众文化、女性主义、身份认同、阶级、性别、种族、时尚、追星、互联网等，变身为跨学科的、无所不包的“巨无霸”学科。而且，文化研究的中心词“文化”的含义已经突破了审美、艺术乃至人文的界限，进入人们的世俗生活领域，尤其是新媒体和消费文化领域。

　　文化研究这种攻城略地式地超常扩展，带来了一系列弊端和问题。

　　首先，文化研究已经远离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造成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文学缺位，成为不着边际的泛文化理论，就连总体上支持文化研究的美国著名批评家乔纳森·卡勒也不得不承认，文化理论“就‘学科’而言，其实极少是文学理论”，“很多其他理论家的理论著作都根本不是在研究文学，最多不过是稍微牵涉到一点文学而已”。这样，由文学批评起步的文化研究，就远离文学和文本，远离文学实践，远离真正的文学批评，最终在理论上陷入自足自娱的尴尬境地。

　　其次，文化研究使传统的精英和经典文化渐趋边缘化，而大众文化则成为文化研究的主流。如美国学者本·阿格尔就将文化研究等同于大众文化研究，甚至说，“文化研究是人们为了使他们对大众文化的迷恋合法化而常常使用的技术术语，文化研究给予他们一定的学术权威”。与此相反，经典和精英文化却渐渐淡出文化研究的视野，在美国许多大学甚至被逐出文学教育的课堂。

　　再次，文化研究虽然涉猎范围越来越广，但其聚焦点和落脚点却是政治、政治学。不过，它所关注的政治已经脱离政治的本来含义，日益异化和泛化，正如伊格尔顿所指出，文化研究所说的政治已经堕落为色情和性欲的所谓“政治”，成为对资本主义现实无关痛痒的装饰品。

　　正是这些问题，导致文化研究在90年代后很快走向衰落。如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一书开篇所说，“文化理论的黄金时期早已消失”。纵观西方文化研究思潮之起落，彰显出当代西方文论不断滋长的现实危机，这就是：随着文化研究的无止境扩张，文学研究的地盘日益缩小、经典日益淡出、理论日益衰落，甚至在美国，大学文学系都难以生存下去了。这种现状是值得深刻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