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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视野下的城市诗歌
2021年12月15日 17:06 来源:《中国文学批评》2021年第4期 作者:邱志武 字号
2021年12月15日 17:06
来源:《中国文学批评》2021年第4期 作者:邱志武
关键词:现实主义;城市诗歌;讴歌;批判

内容摘要:秉持现实主义精神反观城市诗歌,可以真实客观地再现城市现实和城市心灵。

关键词:现实主义;城市诗歌;讴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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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城市诗歌通过特定的城市场域,运用一定的艺术方式表达人类独特的心理感受和情感体验,在“人与城”的相互砥砺中呈现人类的审美趣味和精神文化。秉持现实主义精神反观城市诗歌,可以真实客观地再现城市现实和城市心灵。现实主义视野下的城市诗歌具体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方面,城市的发展导引着城市诗歌的发展,基于对城市文明的认同,诗人用一种温暖的情调表达对城市的讴歌;另一方面,着眼于现代科技文明对人性造成了严重的压抑与摧残,批判者立足现实并围绕现实展开思考。

  关键词:现实主义  城市诗歌  讴歌  批判

  作者邱志武,大连民族大学文法学院讲师(大连116600)。

  对于城市诗歌的解读,目前的研究更多侧重运用现代主义视角予以关注和分析。如陈圣生指出:“‘现代诗’主要是城市精神所激发和孕育的文学创作体裁(不仅仅指以城市生活为题材的文学样式),因此,称这为城市诗比较恰当。”城市诗人社的铁舞认为,“在我眼中的‘城市诗’应该是‘现代主义’的别称,理由是:现代主义产生在城市”。这些观点都认为城市诗歌是在现代主义影响下而繁荣起来的,所以讨论城市诗歌必然要与现代主义联系起来。事实上,诗人置身城市展示其生存的城市空间、呈现城市形象和城市精神、表达其在城市生活中的所思所感,这些都是以城市现实为载体的。说到底,城市是城市诗歌的最大现实,城市诗歌的发生是城市现实发展的必然逻辑,而城市诗歌的发展变化又是以城市现实为依托的。所以,运用现实主义视角来观照城市诗歌成为一种可能。在这里,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坚持一种比较宽容的态度,既不是对经典现实主义的重新回归,也不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重新挪用,而是秉持现实主义精神对城市诗歌进行反观,从而真实客观地再现城市现实和城市心灵。

  城市诗歌发展的历史,是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出现而发展的。中国城市诗歌最早萌芽于20世纪20年代,一些留洋海外的青年学子归国以后,以现代的审美观念观照当时背景下大城市的现实,从而表现出复杂的感受和体验。30年代的“现代派”和40年代的“九叶诗派”对城市诗歌进行了相对集中的表现,这些诗人以知觉性、实验性、交错性相互融合,主要表现城市带给人类的新鲜感和不适感,最终表现出人类与城市错综复杂的关系。5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些歌颂城市新生活的诗歌,具有热情奔放、高亢真挚的特点。对新诗富有变革意味的朦胧诗给城市诗歌带来新的变化,表现出城市现实的变化带给人类新的感受和体验。80年代以来,我国的城市化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为城市诗歌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城市人》(宋琳、张晓波等)、《城市书》(叶匡政)、《重庆书》(梁平)、《都市流浪者》(骆英)、《笨拙的手指》(杨克)等,这些诗集都是以城市作为主要的书写对象,拓展了人与城市之间的文学想象。对于城市诗歌所触及的现实而言,可以说是“善”“恶”相间。一方面,城市诗歌表现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对现代文明进行讴歌和颂扬;另一方面,城市中弥漫着的“恶”也成为城市诗歌突出表现的内容。正如杨剑龙所指出的:“诗人在城市诗歌创作中,注重抒写其对于城市生活的体验与感受,既寻觅城市生活中之‘美’,也批判城市生活中之‘丑’。” 诗人一边歌唱,一边批判。在现实主义视野下来考察城市诗歌,会发现城市诗歌在一边歌唱一边批判中实现对城市现实的观照。

  一、城市诗歌的概念与城市人心态的确立

  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诗歌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次颇有影响的讨论:1986年,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围绕着城市诗的创作展开了讨论;2003年10月,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和四川省作家协会联合在北京主办了《重庆书》学术研讨会;2005年,洪子诚、王光明、周瓒、宋琳在北京大学第六届“未名”诗歌节举行了“关于城市诗歌:城市与诗”的主题讨论。这三次讨论会关注的焦点主要是城市诗歌的界定和城市诗歌的特质,可以说城市诗歌的探讨总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城市诗歌的研究过程实际上就是城市诗歌的概念不断廓清的过程。

  对城市诗歌概念的讨论,可谓仁者见仁。朱大可、倪友葵、陈超、燎原、缪克构、常立霓、吴思敬、孙文波、孙琴安、卢桢、魏天无等一批学者对城市诗歌的概念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他们大多从城市题材、城市物象、城市肌理、城市感受、城市精神、城市心灵、城市心态、创作手法等方面进行概括,提出了很多中肯的观点。由此可知,对城市诗歌概念的探寻,城市人心态的确立至关重要。

  陈晓明曾指出:“现代城市显然有一系列的现代文明特征为标志,例如,摩天高楼,街道,交通工具,代表现代生活的消费场所和娱乐场所。”对于城市诗人来说,诗歌创作的意义并非仅仅在于表现这些“现代文明标志”,城市的外在风貌固然是城市诗歌的重要表现对象,除此之外,还应该表现城市发展过程中塑造的城市人的感受和心灵。实际上,城市人在与城市相互交涉和互融互通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与城市风貌和气质相匹配的心理感受和心灵体验,这种感受和体验聚合在一起会散发出城市特有的气息,这才是城市诗歌要着重表现的内容。在20世纪80年代,诗人对城市诗歌的认识和理解已经上升到一定的水准,他们并不把对城市现实的直观表现作为城市诗歌存在和发展的“命门”。他们深深地明白,如果仅仅是将城市诗歌定位于对城市现实的表现,就诗歌的容量和表现效果来说,远不如采用小说和戏剧等题材。城市诗歌表现的关键在于以城市和城市中的人作为切入点,表现出发展变化的城市现实对现代城市人丰富的内心世界的影响,揭示出城市人的精神状态和精神面貌,最终将城市中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交互关系呈现出来。城市诗歌不单单是一个题材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人在城市文明中种种的感受和体验的外化,即便这种感受和体验外化后所呈现出来的诗歌不是城市的题材和内容,也应该视为城市诗歌。城市诗歌要挖掘现代人对城市现实生活的独特感受,最终表现出一种城市人的心态,彰显城市人的精神面貌和精神状态,这才是城市诗要表现的根本。因此,对于城市诗歌而言,不在于是否表现了城市的生活背景,而在于是否存在城市意识,即使不是以表达城市内涵为旨归,但若呈现出明显的城市意识,也应该被认为是城市诗歌。说到底,只要城市诗歌的作者有一个城市人的心态,即使他写的是一种琐碎的、日常的、当下的生活,那么他也是在写城市诗歌,城市的外在形貌虽没有具体出现,但城市的心态却无处不在。总之,城市诗歌绝不是仅仅局限在描绘城市现实场景和城市现实生态,而是通过城市这个场域,运用一定的艺术方式表达出人类独特的心理感受和情感体验,在“人与城”的相互砥砺中呈现出人类的审美趣味和人类所创造的精神文化。

  那么,什么是城市人心态呢?城市人心态并不是一种城里人在“乡下人”面前所表现出的那种盛气凌人、高高在上,也不是一种封闭自己不与外在世界交流的夜郎自大、鼠目寸光。上海女诗人徐芳对城市的看法有助于我们对城市人心态的理解:“我将考察的动植物的生命则是置放于充分人工化的、城市化的第二自然之中的。”在徐芳看来,“从大处说,可以把城市理解为上帝全新的杰作,从小处说,城市是洗面奶、发烧音响器材、玻璃鱼缸……等等的组合物”。城市人心态就是把城市看作另一种“自然”,如同大自然的自在之物,城市是诗人的生活背景和表现对象,诗人是城市的生活者和欣赏者。城市诗歌“提供了一个中性的话语场所,是诗人想象力和经验敏识的新的培养基地”。城市人心态不是对城市资源的占有,而是个体生命在城市现场的感受和心灵体验,强调的是一种面对城市现实自然而然的心理状态。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上海出现了自觉进行“城市诗”写作的诗歌团体,他们宣称要“替诗这个享誉千古的自然神,在我们的城市环境里造一张好的现代产床”,这种明确的立足城市意识的诗歌书写大大推动了城市诗歌的产生和发展。朱大可指出:“城市信仰和城市否证、技术崇拜和自然崇拜、民族感和个体感或世界感、历史感和现代感纷然一堂、互相抵牾挤压渗透,并形成一种焦灼的张力,它是城市诗人的共同精神特征,同时也是诗的美学形态发生扰动和转移(如事态诗的出现消失)的重大心理背景。”可见,城市写作绝非一种诗人心灵的自然流淌,这种心灵的显现必须要和城市现实互相指涉、纠缠、扭结,在一种动态的交流中激荡出对城市的感受、体验和反思,由此表现出城市人的风貌、情感、心理以及灵魂。

  虽然“城市诗”派诗人自命为城市生活的亲历者和占有者,是城市现代化进程的目击者和见证者,但是,他们却不自觉地以城市的“异乡人”“他者”甚至“征服者”自居。李劼在评价20世纪80年代中期“城市诗”派创作时指出,“这四位诗人没有一个具备城市人的心态……戴上了城市人的人格面具写作他们认为的城市诗”。对于这些具有城市意识的诗人而言,城市的现实生活还不足以建立起真正的城市人心态,还是一种“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感觉,真正的城市诗歌还没有完全建立。但是,这种城市意识的存在为后来城市诗歌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对于城市诗人而言,最关键的在于建立起城市人的心态。城市人的心态不是通过后天努力营构的,而是通过自然而然的方式形成的。有论者在评价城市诗歌的写作者徐芳时指出:“徐芳的生活经历,看来比较单纯……一直到现在,她的生活领域似乎不出丽娃河畔。”对于一个城市诗人来说,像徐芳这种未曾“出城”的人生阅历,绝对不会成为她创作城市诗歌的加分项目,但是却保证了她创作城市诗歌的纯粹。也就是说,她在创作城市诗歌的时候,是把城市作为自己的一种天然的活动场所,而非表现出一种异乡的疏离感,具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城市人心态。对于一个纯粹的城市诗歌的作者而言,要以城市人的心态来认清城市与乡村一样,都是人类赖以安身立命的家园,要认可自己与城市的相互依存关系,必须是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而绝非刻意为之,以诗的方式展示出城市的面貌、性格和气质,不管秉持何种立场切入城市诗歌,或是赞美、或是批判,最后都应当上升到对整个人类及社会的历史和现实反思的高度和境界。

  需要强调的是,城市诗歌既然是一种现代诗,那么它应该包含现代文明进程中的思维和观念,如果不包含这些,仅仅单靠城市人心态,是不能确切地创作出真正意义的城市诗歌的。对于城市诗歌而言,不在于外在的形式,不管你创作出的是古体诗、十四行诗、散文诗、还是自由诗,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包含了现代经验,包含了那种当代人对人自身发展所产生的那种源自现实的迷茫和困惑。

  二、拥抱城市:对城市文明的礼赞

  “城市是‘城’与‘市’的组合词。‘城’主要是为了防卫,并且用墙垣等围起来的地域。《管子·度地》说‘内为之城,外为之廓’。‘市’则是指进行交易的场所,‘日中为市’。这两者都是城市最原始的形态”。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城市的出现具有必然性。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是工商业发展的产物。城市是人类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标志,也是人类群居生活的高级形式。可以说,城市对于人类而言,是一个无法绕过去的存在。

  在城市诗歌的发展进程中,对城市面貌的描写和城市精神与灵魂的塑造是其重点表现的内容之一。而在城市诗歌早期的起步阶段,这一点表现得更为突出。比如,“大都会的脉搏呀!/生的鼓动呀”,这是郭沫若在《笔立山头展望》中对现代文明所进行的由衷地赞美,甚至是对浓烟滚滚的烟囱也无不“点赞”——“一枝枝的烟筒都开着了朵黑色的牡丹呀!/哦哦,二十世纪的名花!/近代文明的严母呀!”除此之外,他的《上海的清晨》《日出》等诗作也都充满了对于都市热情洋溢的赞歌。公刘的《上海夜歌》写道:“上海关。钟楼。时钟和分针/象一把巨剪,/一圈,又一圈,/铰碎了白天。/夜色从二十四层高楼上挂下来,/如同一幅垂帘;/上海立刻打开她的百宝箱,/到处珠光闪闪。/灯的峡谷,灯的河流,灯的山,/六百万人民写下了壮丽的诗篇:/纵横的街道是诗行,/灯是标点。”用诗一样的语言将大上海的璀璨明亮、富丽繁华形象而又生动地表现出来。艾青曾经创作了一首《村庄》,这首诗主要是描写了一个来自农村的青年对城市产生的复杂的感悟和体验。“自从我看见了都市的风景画片/我就不再爱那鄙陋的村庄了。”抒情主人公从经济和实用的眼光历数城里的各种“好”,最后斩钉截铁地说,“什么时候我的那个村庄也建造起小小的工厂:/从明洁的窗子可以看见郁绿的杉木林,/……那时我将回到生我的村庄去”,诗中所体现出来的并非简单的价值判断,而是一种难以名状的感受,从侧面间接地礼赞了城市,属于另一视角下的城市诗歌。郭小川的《厦门风姿》表现出了对于海防前线厦门的讴歌与赞扬。“我们的厦门——海防前线呵,犹如我们的整个生活,/和平、斗争、建设,一直在这里奇妙地犬牙交错;/我们的厦门——海防前线呵,象征着我们的祖国,/高昂而热烈的斗志哟,紧紧地拥戴着明丽的山河。”这些诗歌都直接或间接表现出对于城市的礼赞和讴歌。应该看到,这一阶段的城市诗歌毕竟还处于雏形和起步阶段,更多表现出的是对城市外在风貌的描绘和刻画,还没有把城市真正地融入作者的血液中讴歌城市孜孜进取、拼搏向上的精神。

  20世纪80年代中期,虽然城市诗歌已经作为一个诗歌概念提出来,但是城市诗歌本身并没有引起重大反响,当然也不会得到十足的发展。实际上,城市诗歌得到真正的发展是伴随着90年代如火如荼的城市建设而涌现的,对城市生活以及它所创造的城市文化的赞美得到了彰显,更有大量的诗人着眼于从政治、经济的角度赞美改革开放新成就、城市建设新面貌、城市复兴新气象。以上海为例,就涌现出了赵丽宏、季振邦、张烨等人,这些城市诗歌大气磅礴,乐观向上。90年代中期,对城市诗的理解提升到表现城市本质的层面,试图通过城市诗歌表现出诗人独特的生命体验,不仅仅是对城市本质的深入感受,更是对人类存在奥秘的理解与揭示。近年来,叶匡政的城市诗颇引人注意,他的诗密切地关注着现实,将平凡百姓的生活和人生状态作为重点表现内容,并深入地透析出人性与灵魂的复杂性。叶匡政的《城市书》不仅让人感受到了城市的脉搏,而且让人真切地目睹了城市人的生存与精神状况。他对城市人的感悟如同卡尔·雅斯贝斯在谈到群众的影响时所言:“他也许会因为群众一般呈现出来的面貌而鄙视群众,或者会认为全体人类团结一致的状况在某一天注定要成为现实,或者,虽不否定每个人对所有的人所负有的责任,却仍然多少与之保持距离——然而,这责任始终是他不可能躲避的。”作者认为在面对城市的时候,反思是他不可能躲避的责任。《城市书》不仅在于表现城市生活的状态,更在于表现城市人对于时代的反思和精神的追求。

  城市诗歌在21世纪以来出现新的变奏。如果说叶匡政20世纪90年代末出版的《城市书》是对中国城市发展脚步的回声,那么梁平在21世纪初推出《重庆书》在于对一个单一城市的书写和思考。《重庆书》是以重庆这座城市为表现中心,全诗视野宏阔、高屋建瓴、纵横交错,以大开大合之势表现出这座城市的过往与现实、个人与社会、梦幻与真实、曲折与希望、腐朽与光亮、古老与新生、追求与失落、生存与死亡、精神坚守与物欲横流。诗人用深厚的历史感与现实感铸造了一部人生的忧患录,一曲生命价值的警世书。可以说,《重庆书》的写作既是指向重庆,同时又并非单纯指向重庆,而是以重庆这一城市作为切入点,在赞美中有反思,在反思中有深入,从多角度多层面把城市与人类之间纵横交错的密切关系挖掘出来,最终呈现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和情感体验。梁平在谈到自己这部作品时指出,这首长诗“不是我对一个城市的缅怀,也不是写一个城市的诗性简史,而是写人与城市的胶着关系,人与城市的抗衡关系”。在城市诗歌的书写历史上,很少有对一个城市展开如此规模的写作。这首长诗的推出,使城市诗歌的发展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不仅仅是单纯对城市的礼赞,而是对城市与人类之间复杂关系的重新梳理。

  综观对城市讴歌赞美的城市诗歌,总体上表现出的是经验性的而非抒情性的。因为城市诗人清楚地知道,一种确凿的城市经验的存在有助于城市诗歌更好地落在“刀刃”上。洪子诚指出:“写都市诗需要一种经验的沉淀,是写经验而不是写感情。但是这种经验应该是经过非常独特的个体体验、个体感觉过的经验,并且沉静下来。”他告诉我们,凭借一种空洞喊叫的方式进入城市诗歌只能带来虚妄,那种体验性的、独具个性的城市诗歌才是值得欣慰和倡导的。“我们的城市在它熠熠闪亮的呼唤中醒来/以新鲜的感觉问候早晨/这时我愿一个人伫立广场/在深邃而微妙的背景上/看楼群在迷茫中渐次清醒/桥索斜拉出绯色的滚边/与东方的流韵会心地相互体现/电视塔被朝霞剪影得更富于思想/释放出现代人风华正茂的激情/阳光撞开外语学院的窗户/牵出与世界对话的嫩绿的声音/城市苏醒得真快呵/每个扬声器都与升腾的希望共鸣”(张健桐《太阳升临我们这座城市》),这首诗描绘了一幅城市的早晨太阳徐徐升起的图景,温暖的阳光遍洒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让希望在城市的每一块土地生长。这样的书写角度一不小心很容易成为抒情的沼泽,但是,一种体验性的自觉在诗中无处不在,使得这首诗表现出一种深沉和厚重。

  城市诗歌中不乏对城市充盈着深切的感情的作品,在诗情画意间含情脉脉。“栖满鸽子的广场/必有一片柔风呵护连同一方温情脉脉的天空/……这些可爱的小公民你要善待它们/就像善待自己的理想和我们的母亲城市”(张健桐《广场鸽》),“鸽子”“广场”“小公民”“母亲”这些字眼中充满无限温存之情,表现出感激着像母亲一样的城市。城市诗歌用一种温暖的情调表达出对城市的讴歌,诠释着“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种感情来源于现代城市的客观现实。城市发展的现实导引着城市诗歌的发展现实,对城市文明的认同决定着用诗的方式来礼赞城市。

  三、拒斥城市:对城市文明的批判

  在城市书写的历史坐标上,西方的现代派诗人,比如波德莱尔、艾略特等已经就城市文明所携有的负面因子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和批判。这种对城市文明的批判是现代性进程中不可回避的现象,从现代性内部来反现代性。实际上,站在现实主义的立场而言,城市诗歌的批判者着眼于现代科技文明给人类带来先进文明成果的同时,对人性也造成了严重的压抑与摧残,他们的批判立足于现实并围绕着现实而展开思考。

  城市文明给现代人带来高效、舒适、美好体验的同时,也表现出自身的弱点。光鲜亮丽的城市背后也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给现代人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压力。对城市病的揭露和批判,是城市诗歌表现的重要主题。应该说,这一主题自城市诗歌诞生以来,一直是挥之不去的表现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城市文明的批判又注入了新的内涵和质地。“每月中旬/我都要往/一个账户里/打入一笔钱/在那串数字的/深处/坐落着/我的房子/那处房子/早就建成/可我总觉得/还是自己在盖/以骨作砖/以血为浆/我真嫉妒亚当/听说他的肋条/能够做出女人/我的显然不行。”(朱剑《还房贷》)这首诗表现出一个“房奴”对于高房价的批判,对“亚当”羡慕的背后实则表现出对现实生活中高房价的无奈。“我总是不停地打手机/想知道你是不是还活着/从南京打到北京/告诉北京我在南京/从门里打到门外/说一声客人我就不远送了/有时打给天空/问一问今晚有没有飞机从我上空飞过/有时打给远方/打听一下九点钟的火车拖了几节车厢/有时实在无聊就打给我自己/看看自己在什么地方/在梦中,我也在打手机/最近一次是打给一根油条的/只要有手机/我就会活得很舒畅”(祁国《我总是不停地打手机》),诗歌以“手机”作为一个借喻表现出现代文明对人类所造成的异化。只有“有手机”才会“活得很舒畅”,显然,人类已经成为手机的奴隶。“从远处看一个人跳楼/掉下来的时候速度很慢/快/快打911/不/应该是119/不对不对/应该是找110/要不先打114查询一下/所有人一边大声叫着/一边正忙着给手机充电。”(祁国《21世纪最佳诗歌》)在危难之际,人类却面临着选择的困惑,更要命的是,准备用来打电话的手机却没电了,在一个困惑之后还有更大的困惑,人类让所谓的现代文明压制得吃尽了苦头。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城市诗歌对于城市文明病的表现,不仅着重于“器物”层面,而且还侧重对人之内心的揭示。人类在城市中长期生活,不可避免地染上城市文明病,人与人之间内心出现隔阂,彼此提防,使人感受到孤独、冷漠和无奈。比如,梁晓明的《各人》,“你和我各人拿各人的杯子/我们各人各喝各的茶/我们微笑相互/点头很高雅/我们很卫生/各人说各人的事情/各人数各人的手指/各人发表意见/各人带走意见/最后/我们各人走各人的路//在门口我们握手/各人看着各人的眼睛/下楼梯的时候/如果你先走/我向你挥手/说再来/如果我先走/你也挥手/说慢走//然后我们各人/各披各人的雨衣/如果下雨/我们各自逃走”。尽管人与人之间在表面上是相互尊重,礼数有加,然而在内心彼此之间却是隔绝的,没有真诚的情感交流,也没有思想的剧烈碰撞。整个城市犹如艾略特笔下的“荒原”,让人类充满了困惑、痛苦和恐惧。事实上,千奇百怪、仪态万千的情感体验无从取得认同,而没有个人体验的城市诗歌是难以想象的。城市诗歌要表达出具有自己独特体验的人类之普遍经验。“我惧怕他眼底的阴湿,/我看他突然转身,嘴里/字斟句酌,/他兜着圈子,/闷闷不乐,审视每一张脸。//……他坐在那里,/他睡着了,/也保持着警戒的姿态……”(叶匡政《南苑公寓楼门卫》)在城市的巨大压力下,人和人之间丧失了最基本的信任和理解,彼此之间时刻保持着警惕,即使是在睡觉的时候,“绷紧”的神经也仍然没有放松,对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文明病给予了淋漓尽致的刻画。

  应该说,对城市的批判“活塞”诗人群表现得更为突出。这个以“70后”为主体的诗人群对高度经济化和商业化的城市有着自己独特的感受和体验:城市的“灿烂”与“糜烂”同在,城市诗歌不仅仅要写出城市的仪态和风貌,更重要的是要清醒地看到城市现代性进程中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将城市文明所滋生的“黑子”清晰地揭示出来。丁成的《上海,上海》从批判欲望的角度写城市,“颧骨日渐高耸的上海/营养不良,消化不良的上海/掀起裙角的荡妇/正在勾引被物质兑换的人们/……瞧,这些多么时尚、多么现代的词/像魔咒一样如影随形/坐上高速的磁悬浮列车/前进,前进,进……”现代化的大城市从某个侧面来看也是欲望之城、罪恶的渊薮,使人类感受到一种力透纸背的疼痛感,折射出人类的忧虑。事实上,丁成所描述和表现的不仅仅指向上海这一类城市,而是对人类生存的现代城市的写真和揭示。在“活塞”诗人群中这样的作品触手可及,像徐慢的《白色幽灵》、殷明的《迁徙稗史》等都是对现代城市文明病的深层次揭示,给人以深深的触动和强烈的震撼,这些诗作表现出的不仅仅是对时代彻底地背弃和发自肺腑地抨击,更表现出对人类文明“异化”的深切焦虑和对人性沦丧的深深绝望。从总体来看,城市形象在“活塞”诗人群笔下是充满病态和罪恶的,他们着力从城市阴暗面发掘诗意,在对“苦”的表达过程中缓解“生”的痛苦。“每日狭路相逢同一个噩梦的困扰/陷阱朝着我们,朝着一代人/张开了充斥着繁华的、文明假象的大嘴/我们被物质的力量挤着、推着拥上广场/此刻,我们清醒地意识到/面对广场,面对时代/我们都已无药可医”(丁成《广场》),这首诗揭示出城市带给人类的不是一种生在其中的快乐,而是一种“牢笼”的压抑感和痛苦感。当然,对于城市的“揭短”,并非他们憎恶城市、仇视城市,而是现代城市文明自身与生俱来的反现代性在发挥威力,他们不过是作为一个客观的感受者和揭示者将其表达出来而已。

  城市诗歌的书写者在描写城市的过程中,显豁地表达出城市带给人类巨大的无奈和悲悯。但是,诗人并未简单地将城市的负能量无限放大为反对城市文明的借口,也没有将城市作为反对人类文明的工具,更没有将自己的悲悯变成对城市文明和现代性进行道德谴责和理性审判的筹码,他们对城市伤疤的揭示是基于诗人对那些弱势者的同情和诗人良知的觉醒,因此,这些城市诗歌更能触动人心、感人至深。拿叶匡政来说,他的城市诗歌除了呈现出诗意的陌生化之外,对城市的底层和弱者还表现出悲悯情怀,具备了温暖人心的巨大力量。像《黄昏小贩》《失业者即景》等,诗人并不回避自己的价值立场和情感经验向度,在对城市进行批判的同时,让人感受更多的则是对底层和弱者的抚慰。

  结语

  现实主义强调真实客观地再现社会现实,力图揭示客观现实的本质和规律。在现实主义视野下观照城市诗歌,一定程度上可以揭示出城市诗歌的本真和特质,但讴歌城市与批判城市的取向存在着乔勒斯所言的“简单形态”的可能。毋庸置疑,城市诗歌在再现现实过程中具有多样性、丰富性和复杂性的特点。“简单形态”的落脚点关键在于指向城市诗歌与现实主义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说,城市诗歌无论是对城市进行热情地讴歌,还是对城市进行反思与批判,都根源于城市书写者面对的城市现实,城市的现实激发着城市书写者对城市的“爱”与“恨”进行淋漓尽致的表达。说到底,在某种意义上,城市书写者所谱写的城市之歌就是现实主义之歌。对于城市诗歌而言,要避免沦为创作主体观念的传声筒,讴歌城市和批判城市也并非一定会成为城市诗歌。城市诗歌在处理主观表现和客观现实的关系时,关键要牢记恩格斯“莎士比亚化”的忠告。城市诗歌,从创作立场而言,应该站在现实主义的立场上,从创作方法来说,必须要注意借鉴各种创作技巧,其中不乏运用现代主义的艺术手法,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诗艺的承接与转化上,现代诗人在大量运用都市意象的同时,更注重化合现代主义的手法。”只有真切地深入到城市生活,努力把握城市生活的现实,运用各种不同的艺术技巧,才能真正呈现出城市诗歌的靓丽光彩。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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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邱志武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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