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苏新宁，男，江苏省数据工程与知识服务重点实验室(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信息智能处理与检索、信息分析与科学评价，E-mail:xnsu@nju.edu.cn。南京 210023

　　内容提要：长期以来，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出现了偏移，以信息代替情报的研究模式，造成情报淡化，情报工作更是把文献服务、信息服务当做主要工作，由此大大削弱了情报本身的内涵。文章认为，大数据时代情报学与情报工作迎来了极好的发展机遇，情报界必须要有新思路。文章提出了：在复杂数据中寻求情报，大数据环境下的情报学理论重建，情报学博士培养的专业化，情报工作不仅仅是“耳目、尖兵、参谋”，还要成为“引导”科技的尖兵等建议。特别强调科技情报所(信息所)应当努力将自己培育成国家重要智库。

　　关 键 词：大数据 情报学 情报工作 大情报观 情报支持

　　1 引言

　　悄然来临的大数据时代，正在默默地改变着我们的一切，数据元素已经充斥于我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之中。今天，用数据说话，已被人们广泛认同，同样在科学研究，以数据驱动为科学研究主导范式的思维已经成为科学界的共识。大数据时代，我们处理事务的过程与依据以及我们看待世界角度都在发生转变。那么世界在变化，我们怎么办?作为与数据有着密切关联的情报学学科以及情报工作将如何发展?将走向何处?这是我们情报学学者和情报工作者必须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我国老一辈革命家根据长期的革命斗争经验，为情报工作做了十分精辟的总结，认为情报工作是“耳目、尖兵、参谋”，情报工作的这种定位在和平时期依然得当，依然可以作为情报工作的指南。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的情报学研究和情报工作对情报的淡化，“耳目、尖兵、参谋”的作用已经大大减弱，大量的文献性基础服务工作成为情报工作的主要任务，许多情报工作者已将文献检索与服务看做是情报工作的唯一主要工作(大量已经发表的相关论文可以说明)，这种思维对情报学研究与情报工作带来了极大误导。正如包昌火研究员指出的，这种偏重文献以及信息技术的情报学研究，使情报学丧失了其特性，偏离了情报的生产与智囊作用这一核心[1]。因此，许多情报研究者撰文呼吁情报工作的回归。包昌火研究员认为我国的情报学是‘情报’缺失的情报学[1]，并大声疾呼让中国情报学回归本来面目[2]。吕斌教授等也曾撰文论述了情报学的困境与前景，指出了情报学陷入了难以与其他学科区分以及如何凸显的困境[3]。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情报学迎来了机遇，是我们寻求改变的极好时机。但我们不得不看到其中的情报危机，如夏立新教授所述，大数据时代的数据爆炸、处理能力、知识饥渴、信息安全等都将成为情报危机的触发因素[4]。所以，我们需要看清问题，积极应对，把握机遇，开辟情报学与情报工作的新天地。

　　大数据将我们领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作为与数据密切相关的情报学，是一个研究从数据中如何提炼情报的理论、技术和方法的学科。对于擅长于信息采集、信息处理、情报分析、情报服务研究和实践的情报学，大数据时代是其获得充分发展的极佳时机，当然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作为一门典型的交叉性学科，情报学究竟研究什么?长期以来，一直迷惑着情报学学科，情报学的大量研究已经脱离了情报学的范畴。因此，大数据时代情报学研究是坚守还是拓展，是深入还是广泛是我们必须厘清的问题。

　　作为交叉学科的情报学，不应“平庸”的夹杂在其他学科的怀抱中，必须突出情报学的本质和特征，发展弘扬情报学，再振情报工作，借助大数据时代，促进情报学与情报工作的更加快速发展。为此，笔者撰写了本文，其目的就是希望每一位情报人能够有责任与担当，明确情报学是创造智慧的学科，肩负起为社会发展、科技进步提供更多智慧的重任，真正体现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在社会、科技发展中的重要价值。

　　2 问题与思考

　　20世纪50年代，在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指示和关怀下中国科技情报所正式成立[5]。随着国家科技情报所的成立，各省市科技情报所也相继成立，从此标志着新中国和平时期情报工作的全面展开。早期科技情报工作为新中国的科技发展、国家重大工程的实施真正起到了“耳目、尖兵、参谋”的作用[6]。随着20世纪90年代，大批的科技情报所改为科技信息所，情报所的工作范围扩大了，但同时情报的含量也相对弱化了。

　　1978年，武汉大学设立了科技情报专业并招收本科生，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现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开始招收科技情报专业硕士研究生以来，我国的情报学研究得到了飞速发展，目前，虽然情报学本科专业已经取消，但情报学研究生专业的发展十分迅速，现已有50所左右的高校和研究机构设有情报学专业的硕士点，8所高校拥有情报学博士招生点，还有许多学校的情报学博士生招生挂靠其他管理学科门下。每年我国有逾百情报学博士和逾千情报学硕士毕业。这种情报学学科的表面的繁荣似乎让人们疏忽了情报学发展的危机，其实，早在十年前就有许多学者在担忧，由“信息”取代“情报”的学科发展，使情报元素走向萎缩，情报学的发展不得不令人担忧[7]。那么，当前我国情报学研究及情报工作的失衡与偏移究竟在哪里?值得我们去反思，以便情报学研究和情报工作在大数据时代更健康发展。

　　2.1 情报学研究的失衡

　　(1)情报学研究领域的偏移

　　情报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围绕情报及情报工作相关的理论方法及技术。但由于大环境下的“情报”淡化而凸显“信息”，所以针对情报学研究的份额占有较小的比例。例如，笔者2016年12月用学科专业名称“情报学”对CNKI收录的学位论文检索，得到3600多篇博硕学位论文，其中，在标题和关键词中含有情报二字的论文只有400篇左右，而物联网、电子商务、电子政务、数字图书馆、智慧城市等领域的论文却占据很大的份额。再者，我们在CNKI上检索了一些情报学相关期刊论文，同样发现了类似情况。

　　当然，作为交叉学科的情报学并非不可研究上述领域，但我们认为，作为年轻学科的成长，本学科的理论方法技术的研究是支柱，我们必须加强本学科理论技术和方法的深入研究，这是我们的主战场，只有坚实的理论技术和方法的学科，才能得到更快更好地发展。当然，学科的发展(特别是属于交叉学科的情报学)需要注入其他学科领域的理论技术方法，但这并非是把那些研究领域作为情报学研究的主战场，这样将会影响学科的生存与发展。所以，我们应当把更多的研究集中于情报学的理论技术方法上，把其他学科的科学理论与方法引入到本学科，同时把本学科成熟的理论技术方法传播到其他学科，做到坚守情报主战场，弘扬情报理论技术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