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民主集中制是对马克思、列宁民主集中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就其职能和作用而言，它是专门管理国家和政党上下级机关的根本制度，既彰显着我国政党制度的特色性，也体现着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要求。

　　在西方自由民主思想中，个人主义处于至高地位，集体主义往往被淡化或忽视。我国的民主集中制是对西方个人自由主义至上民主观的超越，实现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有机结合，体现了民主政治发展的公意本质。一方面，它体现了民主的核心意义。我国民主集中制旨在“努力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可见，这一制度发扬了传统的民本主义思想，顺应了现代民主的追求，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从平等观看，我国以宪法的形式，保障了人人平等的权利，不仅人的权利与义务平等，人的地位也平等，这突破了西方民主以物质基础为前提条件下的平等，实现了平等的人民性回归。另一方面，它具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相统一的价值取向。我国民主集中制以实现和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为宗旨，为个人平等参与政治事务提供了广阔渠道和有效制度平台。更为重要的是，在继承和发展列宁“在坚持集体管理的前提下，还要有以坚决果断、大胆泼辣、善于处理实际问题著称，又深孚众望的同志负责”思想基础上，我们党对正确发挥领导核心的作用有了深入理解。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一次次佐证了，没有领导核心作用的正确发挥，就没有组织领导工作的效率，也没有党组织的领导权威。现阶段，更需要坚持和发展好民主集中制，以制度的力量才能确保人民的平等参与、交流沟通、集思广益、协商对话，从而形成科学决策和共识，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我国民主集中制借鉴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明中政治参与机制的合理内容。例如，在借鉴西方国家权力制衡机制中的一些合理做法的基础上，我国把权力制衡的重点放在非国家权力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上，同时，注重加强国家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行政和司法系统的监督。此外，我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已逐步运用了竞争机制。但是，真正重要之处在于，在民主集中制构架下，我国政治制度充分凸显了国家权力一元化的统摄性优势，这一点集中体现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与核心领导地位。这一制度范式，既是对传统专制的决裂，又避免了西方权力掣肘与无序的乱象。在民主基础上形成的正确集中下，制定各项方针政策和实施重大决策，有助于形成全党全国的统一意志，从而能有效地避免各种掣肘，确保了权力运行的有序和高效。同时，民主集中制更是民主的制度，这一体制构架下的政治制度，既有参政议政多层化的广泛性，还有公民权益系统化的保障性，顺利实现了个人与集体、局部与整体、眼前与长远、领导与群众、民主与法治、纪律与自由、权利与义务等的正确结合，从根本上为社会活力的保护和激发提供了保障。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我国民主集中制是体现我国政体的政治制度，它立足中国国情，体现了民主政治发展的效率诉求。

　　在深入理解西方分权制理论基础上，并结合无产阶级政党的特点，马克思恩格斯早就强调，集中统一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一大优势，“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而没有权威能够组织起来吗？”也就是说，坚持民主集中制，民主是基础，集中是关键。基于中国经济、历史文化传统、人口素质等实际，中国共产党人对此作了大量开创性的探索，结论是：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采取间接民主形式，通过“关键少数”来管理国家，形成集中统一的领导。毛泽东在1953年就提出：“集体领导是我们这一类型的党组织的最高原则。”改革开放以来，集体领导成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集体领导体制，也有许多开创性的探索，其内涵越来越丰富。比如，强调党的代表、党的领导机构、党的领导人的产生必须体现集体意志，必须通过民主程序选举产生，不允许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把党的领导活动规则具体细化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和生活制度；形成党委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提出四个服从原则和纪律要求；不断健全和完善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组织领导方式和规则等。总之，我国民主集中制是建立在先进的科学理论与战略思想基础上，贯彻民主集中制，既能有效避免个人独断专行等现象，又能严格科学地落实个人分工负责制，使得决策制定更加理性化、科学化、制度化，保证了党内决策的正确实现与稳定高效，并有效避免了西方民主制度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实的悖论，最终促进民主的有序高效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