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社会学家贝克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深化了人们对现代社会的理解。随后，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对风险社会理论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指出风险不能指望某种超自然力量来化解，而是需要根据规避风险的原则来组织社会。当前，人类正处于一个不确定性弥漫的风险社会中，风险不仅来自难以预料的自然灾害，如地震、水灾、瘟疫等，也来自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如恐怖主义、金融危机、工业污染和食品安全等，这使人们日益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尤其是今年一场始料未及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再次证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好似一部不断产生风险又不断化险为夷的连载小说，永不完结。

　　由于城市具有较高的人口密集性，在风险暴发时易造成更大的危害，这对位于防控前沿的城市基层治理体系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体系由区（县、县级市）、街道（乡、镇）、居（村）等立体化、多层级的组织构成，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奠基层，是政府、社会、个人联系的纽带。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城市基层治理体系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广大基层干部不畏艰险，冲锋在前，生动诠释了可歌可泣的奉献精神。但我们也应看到，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时，城市基层治理体系仍然存在着一些亟须改进的问题。

　　首先，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体系的风险治理机制不健全。当前，我国城市公共危机治理总体上属于“危险管理”而非“风险治理”。危险管理遵循“事情来了再解决”的逻辑，实质是一种事后管理，存在着重稳定轻预防、重补救轻防控等问题。同时，由于自下而上的信息传递渠道狭窄，限制了基层属地优势的发挥，影响了决策层对于危机性质的有效识别、准确判定、合理决策，造成了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之间的间隙，容易导致危机扩大化。随着社会形态复杂化，这种管理方式难以满足新形势发展的需要。

　　其次，城市基层治理体系的公共危机应对资源不足。城市基层任务繁杂、工作强度高、考核压力大，人力物力财力较为紧张，时常陷入“小马拉大车”的窘境，当遭遇突发公共事件时，更加“捉襟见肘”。加之由于基层政府和社区缺乏专项应急资金，且应急资金筹措机制单一，进一步影响了基层突发公共事件防控能力的有效提升。此外，专业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人员是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有效力量，在处置突发公共事件时，社区、社会组织、专业社工之间难以及时进行有效联动，也导致了基层风险治理的专业资源不足。

　　最后，城市基层干部应对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有待加强。由于风险的突发性和偶然性，不少基层干部危机防范意识薄弱，未能及时将危机“处早处小”；在遭遇突发公共事件时，一些基层干部担当意识不足，易错过危机处理的最佳时机。在处理公共突发事件时，部分基层干部沟通协调能力不强，不擅长处理公共关系，影响了基层治理体系的公信力。也有的基层干部由于观念和年龄等自身因素，不善于利用信息技术等新技术和新设备，使得基层在应对公共突发事件时缺乏必要的大数据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和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这要求我们确立有效的风险防控机制，不断丰富风险防控资源，提升干部队伍防控风险水平，增强城市基层抗风险能力，构建具有韧性的城市基层治理体系。

　　第一，构建多元共治的全周期城市基层风险治理机制。风险治理是一种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反思的全周期闭环治理。基层风险治理的首要任务在于确立科学的风险预警机制，并定期对城市运行的各子系统进行“健康诊断”，以敏锐的洞察力识别风险的存在，实现源头防范、早期整治、隐患消除。通过确立一套完备的应对风险的法律法规，明确不同风险种类及其等级下基层党组织、政府、社会组织等治理主体的权责，拒绝责任推诿，快速动员并有效发挥各方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发挥专业机构在公共风险治理中的作用，实现事中控制效能最大化。在治理循环上，加强事后反思与调整，确保针对同类风险的处理能力得到有效提升，形成风险治理闭环。

　　第二，拓宽城市基层治理资源供给渠道。城市基层政府可以与相关专业性社会组织开展广泛交流并加强合作，建立危机防控专业人才库，增加风险治理的人力资源储备，从而构建起多方联动和应急动员机制，使得城市基层能够从容应对各种风险。设立基层风险治理基金，创新多种筹措机制，依据“权责对等、多方分摊、财政拨款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融资原则，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力量进行慈善捐赠，增加应急物资储备。此外，城市基层政府在面临较大资金缺口时还应充分发挥能动性，盘活公共资产，增加可支配财力，多渠道增加治理资源。

　　第三，全方位提高基层干部应急处理能力。通过对选拔、培训、考核方式的改革，全面提升基层干部的综合素质。随着基层治理日益复杂化，常态下的风险意识、紧急情况下的决策能力、不确定性条件下辨别并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对新技术的掌握运用能力等应作为基层干部选拔的重点。在日常干部培训中，通过开展“无预案式”突击实战演练，“虚”“实”结合提高基层干部的应急处突能力，尤其是复杂条件下过硬的心理素质和应变能力、危机情况下的纵向与横向沟通能力和动员组织能力；同时，建立基层干部信息技术培训机制，提高基层干部运用新技术、新设备的能力。在考核环节，将风险治理成效纳入基层部门的年终绩效考核之中，强化风险意识和提高基层干部风险治理能力。

　　城市基层治理是维系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性工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筑牢国家安全屏障。这要求我们将防范化解基层风险治理工作做实做细做好，使基层在应对危机时化被动为主动、化消极为积极，构建具有韧性的城市基层治理体系，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代城乡接合部社区的空间重构与治理创新研究”（18CSH028）、西南交通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项目“后疫情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研究”（A0920502052006-2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