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年前，在黔北小城遵义，位于老城子尹路中西合璧的两层灰砖小楼上，中国共产党人做出了一次生死攸关的重大抉择，从此开启了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进程。

　　遵义会议的历史，人们早已从课本和艺术作品中熟悉，但实地寻访，仍然让本报记者感到强烈的震撼。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遵义。1月15日至17日，在这幢二层小楼里，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开始，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接着作了副报告。毛泽东进行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等4项决定。

　　“历史实践已经证明，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越来越显示其伟大历史意义。”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陈松说。

　　邓小平实地确认遵义会议会址

　　从槐树掩映的侧门进入遵义会议会址，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不到30平方米的客厅。就是在这间原国民党黔军25军第2师师长柏辉章的会客室里，一个影响了中国革命走向的历史性会议作出了历史性决议。

　　记者努力想象着那一刻的场景。在那个风雨如晦、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一群衣衫破旧的中国共产党的骨干分子，冲破重重阻力，终于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这需要多么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智慧！

　　这是一座坐北朝南的二层砖木楼房。会议室在会址二层，呈长方形，面积27平方米，室内陈设基本复制了当年开会时的原貌。屋子正中的顶壁上悬挂着一盏荷叶边盖的洋油灯，屋子的东壁设置了一只挂钟和两个壁柜，西壁是一排玻璃窗，屋子中央陈列着一张板栗色的长方桌，四周围着一圈折叠靠背椅，共20把，为出席遵义会议的人员所坐。长方桌下有一只烧木炭的火盆。

　　81年前那场决定中国革命前途的重要会议，仿佛刚刚结束。

　　在遵义会议纪念馆门前的大门正上方，挂着一块黑漆金匾，上面“遵义会议会址”6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俏俊飘逸、豪放酣畅。讲解员任婷说：“纪念馆玻璃柜里面的题字，是1964年毛泽东主席在北京题写的，这是毛泽东主席为革命纪念馆唯一的一幅题字，这个题字是非常珍贵的。我们遵义会议会址门匾上也就是这6个大字，这个门匾也被誉为‘中华第一匾’。”

　　如今，毛泽东为遵义会议会址题字的原件保存在中央档案馆。

　　有关寻找会址的过程还有一段故事。由于遵义会议是在严酷的战争环境和极为保密的情况下召开的，遵义本地没有知情人。

　　原遵义会议会址纪念馆馆长、党史专家费侃如，披露了当初寻找、确认遵义会议会址的种种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先是根据一些同志回忆，初步判定遵义天主堂为遵义会议会址；1954年1月，根据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提供的“是在遵义旧城一个军阀（当时为一师长）柏辉章的公馆内召开的”的档案线索，有关人员随即找到坐落在遵义老城子尹路的柏公馆，把公馆房屋及周边环境保护起来，并拍下照片，绘制详图，送交上级进一步鉴定核实。

　　1958年11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在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办主任杨尚昆等陪同下，到贵州视察，并专程参观了遵义会议纪念馆。

　　据当时随行采访的记者事后发表的报道记述，一走进这座阔别了20多年的楼房，杨尚昆立刻兴奋地叫起来：“就是这里，这个地点找对了。”

　　邓小平一行仔细地察看楼下的每一间屋子。随后，他们踏着窄窄的楼梯登上二楼。当走过东过道小客厅时，邓小平双目炯炯，环视着厅内的长桌、椅子、挂钟、壁柜和彩色玻璃窗，肯定地对陪同的同志说：“会议就是在这里开的。”他还指着里侧的角落说：“我就坐在那里。”

　　从纪念馆出来，邓小平一行又走进遵义天主堂，发现那里原来是红军总政治部驻地，的确不是遵义会议召开的地方。他们在院子里找到了当年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和夫人蔡畅所住的房间，还找到了政治部主办的《红星报》的小小的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