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制度优势显著，治理效能提升，经济长期向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劲”。“韧性”一词，首次进入国家治理话语体系。韧性发展需要强大的政府韧性治理能力作为后盾，尤其在面临当前日趋复杂、不确定性明显增加的国内外环境时，政府能否“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趋利避害”，成为衡量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

　　什么是“韧性”？“韧”，《说文解字》里将它解释为“柔而固也”。而“韧性”，是指物体不易折断、柔而坚的性质。“韧性”一词最初出现在力学和工程学，用来衡量物体受外部压力后反弹、恢复到初始状态的程度。根据“韧性”的本质，政府的韧性治理能力可以界定为政府承受外部冲击、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理解“政府韧性治理能力”，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首先，政府韧性能力是从风险社会的现实情境提出的，旨在克服政府在处理自然风险和社会风险及复合风险时的无序、低效等问题；其次，政府韧性治理的任务是提升各层级政府应对外界风险冲击时的识别、调适和恢复能力；再次，政府韧性治理需要多主体的协同参与和配合，因为当代社会各种风险极可能会叠加并发生连锁反应，仅凭政府的力量有时难以渡过难关。

　　政府韧性治理能力是新时代国家治理回应复合型社会风险的重要工具，是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立足于我国当前的政府治理实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尝试提升政府的韧性治理能力。

　　进一步加强国家治理结构的韧性建设。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一个韧性的国家治理结构。而韧性治理结构首先体现在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韧性。任何一个国家的良善治理都建立在政府、市场、社会三大机制的动态平衡和稳定关系之上。我国40多年的改革开放，最核心的内容也正是努力理顺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使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种机制各自在本领域中发挥作用，以达到资源优化配置和国家良好运行的状态。而新时代的国家治理改革和发展，更需要深入调整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注意发挥三者的合力。例如，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政府在稳定社会秩序、统筹分配公共物资、披露疫情信息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市场在疫情物资的生产、运输和供应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公益慈善组织、基金会等发挥志愿精神，为疫情医疗防护物资和生活保障物资的筹集、运输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保障防疫战后勤供给的基础性民间力量。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有机配合为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阶段性胜利提供了重大保障。

　　进一步加强制度韧性建设。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具有韧性的制度作为支撑。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在制度建设方面不断发展完善，制度韧性不断彰显和增强。加强制度韧性建设，首先，要明确合理的制度价值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要继续以实现人的解放、促进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价值目标，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样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成为具有张力和延伸性、韧性十足的制度。其次，要继续贯彻全面依法治国的理念，继续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不断完善公共危机预警、公共卫生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严格执法、违法必究。依法治国是我国制度韧性的重要保障，只有把依法治国各项制度真正落到实处，才能实现制度的价值目标，才能保证经济社会的稳步发展，才能保证各项事业的顺利进行。最后，还要加强制度和我国文化的适配性。任何具有韧性的制度都不能从本国的文化中割裂开来，都需要从本国的文化中汲取养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深深扎根于我们的文化之中，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中国的制度建设要继续吸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以包容、开放的态势不断加强制度学习和革新能力来实现制度的“提档升级”。

　　进一步加强政府的主体韧性建设。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加强政府主体的韧性建设。任何良善的制度都要由主体来执行和落实。为政之要，唯在得人。要提高政府主体的韧性，一方面要加强政府官员的风险驾驭能力，即风险识别和科学决策的能力。这就需要在政府官员的选拔、任用及晋升时，在“坚定信念、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任用标准之上重视官员的能力，并将危机管理、风险管理等纳入公务员培训的知识体系及其政绩考核中。另一方面，要注意协调专家在政府治理中的作用。在信息化和知识爆炸的当今社会，专家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尤其在应对疫情、气候变暖、能源危机等时刻，专家所具有的知识权威能够影响人们对于相关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因此，在国家治理中，在专业性较强、知识性较强的领域中要大力发挥专家的作用，倾听专家的意见，让专家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评估中。事实上，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本身就包含要借助于现代科学知识观念和理论体系来设计国家治理体系，并通过具备相应专业知识的人来加以执行。

　　进一步加强政府的技术韧性建设。马克斯·韦伯曾提出，现代理性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技术理性得以实现的。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加强政府的技术韧性建设。首先，政府要保持开放性，积极尝试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例如，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为科学、精准防控疫情、促进人员跨区安全有序流动、复工复产以及网格化治理等提供了技术支持。与此同时，要注意技术的“二律背反”效应，减少技术的消极性。在中国当前的国家治理中，信息技术为政府治理公共事务提供了新的手段支撑，使更广泛、更精准、更智能、更便捷的国家治理成为可能，但也给国家治理带来新的挑战。乌尔里希·贝克提出，人类社会越发展越体现出风险社会的特征，而风险更多来自人类社会自身。因此，涉及国家治理的关键核心问题，决定权仍要充分掌握在人的手中，而不能完全依赖技术，社会问题的解决仍然要在公开、公平、公正等基本价值上展开。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