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路文化源自《更路簿》。《更路簿》又称《南海更路经》，俗称《南海更路针经》，因各版本的《更路簿》没有统一的名称，而书中篇名大多为“立更路”，故学界通称其为《更路簿》。它是海南沿海渔民往来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各个岛屿之间航行的航向和航程的手抄本，也是海南民间以文字或口口相传的南海航行路线之书，是历代渔民闯海智慧的结晶，其中记载的内容横跨了航海、气象、地理、历史等多个学科领域。《更路簿》更是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据其记载，海南渔民至少从宋代开始，已前往西沙、南沙、中沙群岛捕鱼、耕种和居住，并受到官府保护。更路文化即是海南渔民在漫长曲折和充满风险的耕海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生产能力，以及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独具一格的琼崖特色

　　乡土气息浓郁的语言。海南方言又称琼语、海南话。海南渔民去往南海捕捞，同时为了便利生产，对南海海域及岛礁命名以加深识别是必不可少的。为便于记忆和记载，《更路簿》中大量的地名资料（包括航向、距离、航线、方位、季节、起点、海况、水情、终点等）都使用了极具海南本土特色的语言进行命名，因此被称为“渔民地名”或 “琼人地名”，以区别于通常的命名。

　　据统计，《更路簿》所记载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地名数量最多，总数达121处。例如，牛车英（低潮时，礁盘露出海面呈浑圆状，像木制的牛车轮子，在海南方言中将“轮”读作“英”）；裤归（形状似裤裆，海南方言将“裆”读作“归”）；劳牛劳（今大现礁），该处水流湍急，通过礁石时发出“呼呼”之声，表面海水“似流不流”，谐音似“劳牛劳”；恶落门，环礁南端一口门，内宽外窄，不对风向，帆船难入、难落，海南方言“恶”是难的意思；墨瓜线（今南屏礁），海南话“瓜”即是海参，墨瓜即墨参，是海参的一种，因该礁附近产墨参多而得名；无乜线，该处水产不丰，没有什么可捕捞，琼粤方言中“无乜”指“没有什么”；咸且（今咸舍屿），海南话“咸健”的谐音，咸涩是吝啬的意思，因该处海产不丰而得名；等等。这些地名，从取名到公认，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是渔民数百年间约定俗成的产物。海南渔民根据自己途经的路线特点，创造了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俗名，体现了更路文化的区域特征。

　　博大精深的驭海之术

　　面对无风三尺浪的茫茫大海、变化莫测的巨浪风暴，海南渔民时常命悬一线。为使渔船航行在安全正确的航道里，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辨别方向、躲避暗礁、计算海里、应对天象，奇迹般地创造出南海《更路簿》，更将天文地理航海之法融入其中，用智慧化成独属于海南的更路文化。

　　《中国古代航海史》曾提到，“更”，在我国的古代，是一种较为准确的计时单位，但在航海航行上，就用它来计算航程的远近。因此，“更”在航行中演变成为计程单位，即将帆船在正常季风情况下顺风航行一更时间的距离计做一更的航程。据学者考察，一更约为十海里。这种时间与空间的巧妙结合，使得航海技术娴熟的海南渔民不断地开发耕海，绘制南海航线。据统计，《更路簿》中所记载航线，以南沙群岛最为密集，西沙群岛次之。尤其是南海《更路簿》中加载的三条航线，均由潭门港或者清澜港出发，以太平岛为中心呈分散状进行耕海劳作，依次为东头线、南头线和西头线。

　　更路文化是立足于实践，通过一代又一代海南渔民在生死磨炼间不断尝试，用血肉凝结出来的文化，是对《更路簿》中记载的宝贵经验的概括和升华。

　　薪火相传的当世价值

　　文化学者罗迈德·威廉姆斯曾说过：“文化研究最精彩的片段，将不再是回溯古老洞穴的火把，而是照亮未来选择的光柱。”更路文化正是海南渔民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相加。更路文化所蕴含的当世价值就是要将这种精神品质挖掘出来，进而继承并绵延下去。

　　开放务实。《更路簿》中所记载的海南渔民，其海耕劳作不同于陆地农耕有着严格的界限，也不同于江河或临海渔民在狭小的水域进行劳作，而是从近海走向远海，从海南岛北上至今广东沿海，南下西沙、南沙，乃至南洋群岛之外，海区之广袤、空间之辽阔，完全突破了南海的自然界线和海南、广东的行政版图。每一条航线的记录无一不是海南渔民高超的航海技术、坚毅的航海精神的体现。

　　敢于冒险。海洋的辽阔不仅养育了海南渔民开放的胸怀，还滋养了他们过人的胆识和大无畏的精神。在这种以海为田、以海为家、敢于冒险、敢于拼搏的精神品质的推动下，海上丝绸之路才得以发展。

　　灵活变通。《更路簿》虽是海南渔民驭海的经典之作，但在实际使用中仍需视具体情况灵活运用，如渔船的大小性能、海水流向等都需综合考量。海南渔民不拘泥守旧，在险恶的环境中能灵活变通，活用守则，趋利避害，在南海的广袤海域里“弄潮儿向涛头立”。

　　因此，南海《更路簿》不仅是丰富且行之有效的自然之法，更是海南渔民集体意识的体现，是开放务实、敢于冒险、灵活变通的开拓精神的体现。更路文化也不仅仅是海南渔民耕海实践的经验总结，更是值得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优秀淳朴的精神。

　　（本文系海南省社科规划课题“海南渔民史与南海主权研究”（HNSK（ZC）20-2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三亚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