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由于相对偏僻的地理位置,海南岛在秦汉时期受中原文化影响不深,在唐宋贬谪文化和明朝兴学重教的推动下,文教才得以大兴,本土名贤才相继出现。无论从科举名次、官位等级、为政业绩还是学术造诣来看,钟芳都是海南不可多得的人才。在“非进士不得入翰林,非翰林不得入内阁”的明朝,钟芳因其卓越学识和翰林出身被赞为“丘文庄后又一南溟奇才”。朝廷诰命称赞其“学识宏博,造诣精纯,早蜚声于翰院”。《广东通志》盛赞其为“岭海巨儒”。后世将其与丘濬并誉为海南岛一南一北两颗明珠,称其为上继文庄(丘濬),下启忠介(海瑞)之人。钟芳虽未创立独树一帜的理学体系,但在理学式微之时,他能直面心学、气学的挑战,既展现出卫道的担当,又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理学末流的弊端。
关键词:
作者简介:
由于相对偏僻的地理位置,海南岛在秦汉时期受中原文化影响不深,在唐宋贬谪文化和明朝兴学重教的推动下,文教才得以大兴,本土名贤才相继出现。无论从科举名次、官位等级、为政业绩还是学术造诣来看,钟芳都是海南不可多得的人才。在“非进士不得入翰林,非翰林不得入内阁”的明朝,钟芳因其卓越学识和翰林出身被赞为“丘文庄后又一南溟奇才”。朝廷诰命称赞其“学识宏博,造诣精纯,早蜚声于翰院”。《广东通志》盛赞其为“岭海巨儒”。后世将其与丘濬并誉为海南岛一南一北两颗明珠,称其为上继文庄(丘濬),下启忠介(海瑞)之人。钟芳虽未创立独树一帜的理学体系,但在理学式微之时,他能直面心学、气学的挑战,既展现出卫道的担当,又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理学末流的弊端。
对阳明心学的宽容态度
今人常因钟芳与王阳明的交情及其对阳明心学的包容,误以为其是阳明心学的追随者。实际上,钟芳始终是程朱理学的捍卫者,他对阳明心学采取的是有所取舍但不改理学根本的宽容态度。
钟芳深切认同程朱理学就世间之物上去穷理的功夫,赞同“程子九条乃学者用力之序”。但面对纷繁复杂的世间之物,钟芳并不认为要物物格尽或亲自去格,而是与丘濬一样,认为“穷理未有出于六经”,圣人典籍高度涵盖了人伦事物之理,读圣贤书就是格物穷理的最好抓手。钟芳认为“尊德性”与“道问学”是合一的,格物致知功夫是二者合一的体现。格物穷理并不只是往外求,还要反求诸己,于心意、念虑处穷得天理。钟芳试图通过反身观照内心意念,将格物与诚意、道问学与尊德性统一起来,如此才能纠正程朱末学的流弊和阳明心学的空虚。钟芳其实无意识地受到了王阳明的影响,表现出调和程朱与王阳明的意向,但这种调和是以不变程朱理学的根本为前提的。
钟芳对王阳明“致良知”的思想持拒绝态度,认为其“所见未的”,舍弃格物穷理的功夫而以“去蔽以致良知”来替代不免过于任性作为,容易误导后学放纵私欲。孟子所谓人人都可以成圣贤并不是靠“良知”的自觉来达成的,而是要通过勤学来实现。在孔子看来,如果“不好学”的话,君子所推崇的良好品德“六言”(仁、知、信、直、勇、刚)也会变成“六蔽”(愚、荡、贼、绞、乱、狂)。钟芳借孔孟之言阐明知识和品德都得靠后天习得,王阳明所谓“致良知”而“自得其理”是不符合圣训也难以实现的。
钟芳虽然反对“致良知”,但对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却采取“取其意不袭其辞”的接纳态度。“致良知”是“自觉其良知”的“知”与“良知扩充至事物”的“行”的统一,“知”即是“行”,“行”即是“知”,知行合一。钟芳所谓“取其意”并未明确指出如何取。但从钟芳为学笃实、强调读书与实践相统一的精神来看,他应该是将王阳明“同时性”的知行合一误作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知行合一。所以他认为要舍弃王阳明“致良知”之“辞”,而取其“于事物上磨炼”的务实之意,取其“鞭辟入里、务求实得”的功夫,即钟芳一直强调的“学无大小,以行为本”。
对气学的理论批判
理气关系是宋明理学的重要命题。钟芳撰写了一篇理气论,其中理气关系的论述与朱熹大体一致。钟芳撰写此篇不单纯是为了记述朱熹的理气思想,而是有针对性地回应他所处时代气学论者对朱熹理气观的非议,即“卫道”。钟芳认为《易传》中“一阴一阳之谓道”,本义就是“阴阳叠运者气也,其理则所谓道”,“气、理二分”是“本无可疑”的。但“今议者”认为“理之与气,固未尝离而为二,亦未尝混而无”,即理、气本是合一的,二者无先后之分。钟芳却认为“若谓理气不可分言,则夫子何为分之,曰太极生两仪乎”。从“形而上”与“形而下”、“道”与“器”的关系的角度阐明“理”是形而上的“道”的层面,气是“形而下”的“器”的层面。“道”“器”不可能混为一谈,所以“理”“气”也不可能混而为一,人的善与不善,在于“理”能不能驾驭“气”。钟芳坚定地持有“理”“气”二元并共同影响“人性”的观点。他强烈批判“性一”说,认为这是将尧、桀混作一谈,背离了圣人立教的本意。
捍卫程朱理学的担当
从钟芳在“格物致知”和“理气关系”上的论断可以看出,钟芳尽管跟王阳明、罗钦顺、王廷相等人交往颇深,但却仍是程朱理学者。钟芳对阳明心学包容的根本原因在于回应时代问题的需要。他本意是要借鉴阳明心学来纠正程朱末学支离的流弊、应对佛教异端的挑战,他认为“借其(阳明)言以发明圣学之准的”,至少比学者陷入“俗学之卑陋”和“禅学之空虚”要好得多。同为卫道者,钟芳与丘濬的不同在于,钟芳在卫道时除了要面临心学的挑战,还要直面气学的威胁,扛起驳斥气学思想的大旗。
钟芳与丘濬的“大同”“小异”,折射出的是程朱理学逐渐式微、心学及气学逐渐兴起的时代思想变化,展现出的是海南理学思想的传承与发展。钟芳在海南思想史上绘就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明代海南历史上仅次于丘濬的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理学大儒。
(本文系海南省社科规划课题“钟芳理学思想阐微”(HNSK(QN)19-6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三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