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主要方式，在过去十几年间经历了快速增长，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力。当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国际政治经济不稳定因素不断增加，在增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同时也对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我国不仅要防范与应对全球不断呈现的新型对外直接投资限制趋势，还应保障国内生产和供应链完整，为对外直接投资保驾护航，民营企业更应在此背景下加快对外直接投资速度并提升经营绩效。

　　外资安全审查在名义上是发达国家出于保障国家安全而对外资进行审查的政策措施，而实际上却被频繁用于针对性限制外资，对全球对外直接投资造成了很大阻碍。新冠肺炎疫情滞缓了全球经济增长，同时也将重塑全球价值链格局。发达国家将出于保护本国产业的动机而更为深层次地限制外资进行，为达到这一目的，外资安全审查也将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

　　外资安全审查呈现新趋势

　　医疗资源将被纳入国家安全概念范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与外资相关的国家安全范围已从国防军事领域扩展至包含技术、金融以及基础设施等在内的更为广泛的行业范围。疫情发生后，医疗能力在抗击病毒中的重要性开始凸显，各国意识到医疗资源和技术是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关键因素之一，因而医药研发等有益于增加医疗资源的行业开始被认为属于国家安全的概念范畴。在疫情的突发冲击下，欧盟国家已经开始限制医疗行业的外资进入，制定保护本国医疗行业政策措施已被发达国家提上日程。因此，发达国家在未来的外资安全审查中也将重点审查是否会减少本国医疗资源，尤其是涉及医疗科技企业的跨国并购行为。同时，医疗设备和物资也将被列入国家安全概念范围，此类外资也将遭受发达国家严格的安全审查。提升医疗科技竞争力将成为后疫情时期各国之间经济政治竞争的焦点，发达国家势必收紧对医疗核心科技的掌控，防止技术被他国企业获取，因而对外资进入医疗行业的安全审查将会成为后疫情时期的常态。

　　对金融稳定的外资安全审查将进一步加强。在经济迅速下滑影响下，全球金融波动会趋于频繁，这在此次疫情对原油价格波动的影响中已有体现，因而保障宏观金融稳定也是后疫情时期各国关注的重点。发达国家金融市场化程度较高，更易受系统风险的影响。发达国家认为金融业外资的进入更易扰乱本国金融秩序，造成波动；外资企业对金融资源的控制则会减弱政府金融稳定政策的实施效果。后疫情时期，发达国家在经济恢复过程中更需要避免金融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将进一步加强对金融业的监管，不可避免地将在外资安全审查中强化对金融稳定的要求，并逐步常态化。

　　外资安全审查将趋于泛政治化。外资安全审查本身是一项经济行为，用以防范外资对国家安全的危害，但由于概念存在模糊性，东道国往往出于政治目的而提升对特定国家的外资审查力度，因而具有一定的政治性。发达国家出于维护国际政治地位刻意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利用外资安全审查阻碍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和战略资源获取型跨国投资，呈现出了外资安全审查中的泛政治化特征。因体制原因，发达国家对疫情的防控较为缓慢，因此而产生的经济负面影响周期也更长，消费、就业等民生保障也受到较大影响，因此更易引发民众的不满。同时，疫情防控中的争端也降低了国家之间的沟通和信任程度，从而更容易产生经济行为中的政治针对性。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将出于政治目的增加对外资的限制，国家安全审查将更具有标榜经济安全的政治动机，泛政治化特征将更为明显。

　　国际投资协定应对外资安全审查的功效趋于减弱。签订国际投资协定是调节两国或多国间跨国投资摩擦的重要方式，在外资安全审查趋于严格时可提供互惠互利的便利途径。然而，疫情的发生对此造成了两方面不利影响。一方面，疫情阻碍了各国之间的经济交流，当前全球已有部分正在谈判的国际投资协定因疫情影响而延缓甚至取消，国际协调发展滞后于发达国家对外资安全审查的严格化改革。另一方面，后疫情时期各国为了保障本国产业链完整性将更为突出“本国优先”原则，基于国民待遇的国际投资协定相比于疫情前更难达成。同时，在各国优先保护本国企业的前提下，已达成国际协定对限制外资的约束力也将有所下降，发达国家将更为注重本国企业的利益免于遭受外资的竞争。进一步地，发达国家倾向于通过在内部联盟达成一致的投资协定限制其他国家外资的进入，这在疫情后欧盟医疗产业的外资政策中已有体现。在这种情况下，后疫情时期发达国家外资安全审查政策措施所受的国际约束将更小，国际投资协定的应对功效相比于以往将大为减弱。

　　内外兼顾 有效应对双边合作

　　发达国家外资安全审查的新发展趋势无疑进一步阻碍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顺利开展。为此，中国商务管理部门和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应内外兼顾，通过内涵性的质量提升和外延性的双边合作加以有效应对。

　　1. 加强对外直接投资质量管控与风险监测。在“走出去”战略提出并实施之初，中国商务部门以行政审批简化为主线鼓励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在增加总体投资规模的同时也造成部分高风险低质量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2017年以后，中国商务部门开始以“质优”替代“量增”，转变行政管理方向，出台的政策措施更为注重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质量和风险的管理，取得一定成效。后疫情时期，发达国家外资安全审查趋严导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提升，针对中国企业的审查广度和深度均将高于以往，中国企业应先具备能经得起安全审查的质量条件后再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并实时监测因安全审查而产生的风险。首先，商务管理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分类管理，对进入发达国家敏感行业的投资项目进行事先分析评估。其次，管理部门应随时掌握发达国家外资安全审查政策动态并对相关企业进行指导，提前应对发达国家可能变更的安全审查政策。最后，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应遵照相关政策规定及时向管理部门反馈因外资安全审查产生的风险，形成企业和管理部门之间风险防范的联动。

　　2. 加强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投资沟通合作。发达国家对中国企业发起的歧视性外资安全审查，一方面出于对中国经济快速崛起的刻意限制，另一方面也因缺乏沟通合作所致。后疫情时期，发达国家外资安全审查发展趋势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不利影响更为突出，需要进一步的沟通合作加以缓解。首先，中国商务部门应以开放合作原则加强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双边协定谈判沟通，消除发达国家对中国企业市场行为的误解。其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积极配合安全审查。最后，中国商务管理部门应进一步改革国内外资安全审查法规，以国际准则为基础获取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对等待遇。

　　3. 有效落实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社会责任建设。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发达国家之间存在差异，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和建设相对滞后。后疫情时期，各国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要求也将进一步提升，也可能将此体现在外资安全审查中。基于此，为了保障中国企业在发达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有效应对外资安全审查，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应有效落实社会责任建设。首先，商务管理部门应建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评估机制，将社会责任建设视为激励措施的衡量标准之一。其次，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自身应树立社会责任意识，依照东道国文化及政策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有效融入东道国社会。最后，就社会责任问题加强与东道国政府及社会组织之间的沟通，提升双边之间的文化尊重和认同，消除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社会责任误解。

　　4. 优化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布局。疫情发生前，在国际经济增长疲软和发达国家限制政策影响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已呈现出递减趋势；后疫情时期，进一步的减少也将难以避免。不同的是，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却逆势增长，2020年一季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以美元计同比下降2.8%，而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却逆势同比增长11.7%。后疫情时期，因良好的合作关系和前期卓有成效的建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吸收中国产能中的重要地位将更加突出。因此，中国应优化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布局，更进一步促进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首先，引导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中重视外资安全审查因素，考虑对此进行规避的替代选择。其次，继续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以完善东道国基础设施的方式构建吸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最后，增加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时的系统风险防范意识，提前预防沿线国家因制度不完善产生的经济政治波动风险，提升投资稳定性和安全性。

　　（本文系福州外语外贸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支持项目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开放型经济与贸易研究中心（福建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福州墨尔本理工职业学院国际商务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