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族由海南岛早期的开拓者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融合形成。西汉之前，黎族虽然只有采摘渔猎、刀耕火种等比较原始的食物获取与生产技能，但依靠以合亩制为经济基础的村峒平等的社会组织形式，以及热带海岛比较富饶的自然资源，仍能自给自足、安定生存；虽然没有产生文字，但图符同口语叙事的结合，具有与文字类似的信息传播功能与传承稳定性，支撑古代黎族文化较早达到准文明水平，也造就了远早于汉族的棉纺织史。

　　西汉开始了对海南岛的管辖，中原文化入岛，是黎族面临的第一次文化变局。汉族移民以土地使用权私有制为经济基础的等级礼法文化，与黎族的合亩经济与平等伦理文化之间差异巨大，但黎族聚落与汉族聚居区的地理疏离则有利于两者相安无事。同时，由于中原文化的优势，黎族文化逐渐退出沿海平原地带，迁往内陆甚至深山，这个过程到唐代才基本完成。地理疏离既保证了相安无事，也带来了平和接触的文化交流。由于中原文化内核的仁义与“礼不往教”特性，黎族在文化交流中得以保持文化自主性，实现借鉴与内生并重的文化调适与演进。

　　黎族主动吸收汉族文化，首先是借鉴农耕与建造技术、物质消费生活方式，然后是精神层面借用汉字与道教思想改善民族叙事与宗教文化，最后是社会组织形式、节庆仪式与服饰形制向汉族文化的部分靠近。同时，汉族也向黎族学习，比如黎族纺织技术通过元初黄道婆的传播，促成了内地棉纺织技术革命。

　　黎汉文化交流以边际交流为主，再经由黎族村峒之间的文化交流向更偏僻的内陆与深山传播。即使后来政府的影响力深入到村峒，广域而直接的文化接触交流仍然是非常有限的。文化巨大差异的障碍和山地交通的阻隔，黎族文化变迁的历史是渐进而漫长的，于是偏僻程度不同的黎族聚落之间文化变迁进程出现了较大差异，形成了过去所谓“熟黎”与“生黎”的分野，以及现在的“润”“哈”“杞”“美孚”“赛”五大方言支系。生产与生活方式上，润黎最古老，其次为哈黎和杞黎，再次为美孚黎，赛黎最先进，也最汉化，比如近百年来只有赛黎没有发现妇女纹面现象。体现在黎族五个支系的女子传统服饰（上衣加筒裙）形制上，总体存在渐变的密切联系，筒裙全部由黎锦制作，存在长短与纹样的差别，越往深山越短，润黎筒裙极短是适应日常跨山越岭的需要；而女子上衣方面，润黎为最原始的贯首衣（不开襟）,哈黎为无领对襟，杞黎为挖圆领对襟，美孚黎为立领对襟，赛黎同汉人服饰一样立领偏襟（右衽）；哈、杞、美孚黎的女子上衣开襟都无纽系带，赛黎则系以盘扣。总的来说，黎族文化由自在进化进程转向第一次大变迁，是一个文化排拒、文明借鉴、文化异化相互交织的过程。结果是，文化排拒持续始终，文化异化有限，基于文明借鉴的文化调适与演进步伐也因而比较缓慢。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传统等级礼法文化的瓦解，黎族同汉族及其他民族人民之间的深度互动大大加强，社会交往、市场交易、杂居通婚增多，导致黎族文化第二次大变迁。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新中国成立后，以民族自治的方式相对封闭地进行自主的民族文化调适与演进；二是，改革开放带来现代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渗透到黎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导致黎族文化变迁更加深广，并造成了传统文化存续一定程度的危机，这既是因为突然高度开放与快速发展带来的文化冲击，也是因为比较隐蔽的各种文化意识形态的侵蚀力。现代化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也是黎族文化演进的方向；黎族文化需要进行自觉的文化调适，更需要发展有利于黎族文化自觉、自信与自强的事业与产业。

　　致力于多元文化共生的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是外部力量推动的文化事业。黎锦纺染织绣工艺成功进入国家和世界非遗名录，一大批传承人得到经济与事业扶持，有专项培训资金推广黎锦技艺，教育与科研也予以特别关注，在活态保护传统手工艺的同时创新现代黎锦工艺。文化旅游开发主要是外部力量推动的文化产业，国际旅游岛建设使其更加繁荣。但资本逻辑也往往会扭曲文化本真。保护文化本真并非让传统文化僵化不变，而是要尊重其主体性，获得情感认同。

　　同时，黎族群众自觉主动的文化事业与产业也在悄然生长。学术、文学、音乐、技艺等各领域都有黎族群众在从事创新与创作。比如黎锦技艺传承人除了传授技艺、宣传黎锦，还面向市场在村里组织黎锦作坊与合作社。市面上的黎锦产品如围巾的形制与纹样，既顺应市场的艺术设计，又保留了黎锦的独特美感。传承与发展传统技艺与艺术，开拓现代文学与文化学术，面向广阔市场以文化创新带动民族经济社会发展，正是黎族文化现代化的调适与演进路径。

　　（本文系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黎族传统植物染色手工艺的传承现状及当代应用研究”（HNSK（JD）17-2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三亚学院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