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王潇

　　一个不同城市间的协调性会议，不间断地开了20年。

　　难得的是，有城市为了加入这个会议，挨个敲开专家的门，只为推介自己的城市。更为难得的是，20年过去，如今依然有城市持之以恒地表达，想要加入。

　　然而，同时也有参会代表坦言，会议出席者的头衔在变低，一些城市领导连凳子还没坐热就已先行离开……

　　这就是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下简称“协调会”）——孕育于上世纪一场关于“上海经济区”的规划试验，脱胎于1992年15个城市协作部门主任自发倡议的联席会议制度，1997年正式起步，并日臻成熟。多年来，该制度及成员城市多次扩容，从曾经的15个城市扩充为30个。

　　上海社科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原所长郁鸿胜认为，协调会的发展，与其内生机制存在逻辑关系。协调会的意义，不仅在于这是城市群中自发自愿组织的横向交流与合作平台，还在于见证了中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演变的过程。

　　1976年，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在其《世界上的城市群体系》论文中，将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城市群，列为世界六大城市群之一。

　　这个会，是共建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之路的一块碑石，是一场跨越20年的“区域一体化”实验。

　　城市排序按笔画，话语权平等

　　2017年12月，宁波去往舟山，一辆大巴正行至跨海的西堠门大桥。跨海之时，车上人不约而同探讨起水质问题。

　　车里坐着的都是来自长三角各省市发改委或合作交流办公室的人士。不同的口音，交流的话题离不开“长三角”。他们此行是赴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第45次主任会议、第48次工作会议暨年度课题评审会。

　　次日会议，评审的第一个课题就是《长三角海岸带生态环境共治机制研究》。来自宁波的课题组搜集了2010年到2016年长江携带污染物排海情况。课题发言人语气严肃：“问题迫在眉睫！海岸带生态环境共治法制化进程和保障制度建设滞后，海陆协调缺乏制度保障。”各地评审代表也毫不留情发表意见，其中一位说，“这恐怕不是学者能解决的问题……”

　　协调会的各城市排序不根据行政级别，话语权平等。所有城市按首字笔画排序，2002年以后加入则按加入先后排序。有“老法师”回忆，一次会上出现“抢话筒”，主持人看时间来不及，就打破了话语权平等的规矩，遭与会者一致谴责。

　　郁鸿胜认为，跨地域沟通、平等对话，是协调会难能可贵的特点。而这个特点在其雏形——上世纪80年代初成立“上海经济区”时就已见端倪。

　　上海南京西路的金门大酒店，原“华侨饭店”，有一张上世纪80年代的黑白老照片。图片说明为：“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主任，上海市人民政府顾问，原上海市市长汪道涵在华侨饭店（现金门大酒店）龙凤厅宴请南斯拉夫总理久拉诺维奇。”

　　人们通常只会注意汪道涵先生“原上海市市长”的身份，却鲜少留意到“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这个单位。

　　“上海经济区”是最早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尝试。郁鸿胜介绍，改革开放前，区域经济主要由国家计划主导，垂直关系高度强化，横向联系十分微弱。1979年，国务院曾出台一些政策支持地方寻求地区间的经济技术协作，提出要积极“横向联合”。“围绕太湖流域的10个城市，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南通、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建立起‘上海经济区’。国务院有约37个部委参与组成上海经济区规划委员会，这是前所未有的。”

　　当时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第一任主任是王林，时任电力部副部长。第二任主任便是汪道涵。

　　1982年上海经济区正式成立，第二年扩大为两省一市，随后，安徽、江西、福建陆续加入，到后来，华东6省1市就缺山东没加入。

　　“规划委员会希望生产要素能够在这个地区里流动，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现金流等，但发现很多事情推不动，推不动就开联席会议。委员会中任职的37个部委代表，两省一市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每半年开一次会，这也是前所未有。”郁鸿胜说。

　　“能讲得出的成绩，是凤凰、永久自行车厂的跨省联合生产。”1983年，全国的自行车生产量还控制在轻工业部手中，一边是凤凰、永久牌自行车一车难求，另一边是其他苏浙厂家积压。经过规划委员会的筹措，由国营大企业为主体、以名牌产品为龙头的跨省市生产联合体形成。“在如今市场化角度来看，或许并非难事，但在当年时代背景下，这件事历时好几年，盖了二、三十个图章，才真正实现。”

　　其他规划则举步维艰。郁鸿胜查过当时资料，发现6年里做了25项规划，但执行都很困难。1988年6月，国务院发出通知，“撤销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撤办时，各地人员分流，依依不舍。

　　“6年，其实就是给中国横向经济发展造势。”郁鸿胜认为，这为后来协作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