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我浏览由沈阳出版社出版的《沈阳通史·古代卷》，当读到“城名城制”一节时，惊奇地发现作者对沈阳之名有颠覆性解释：以《元史·地理志》所载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年），“并两司为沈阳等路安抚高丽军民总管府”一语，认为元朝廷在将设于沈州的“高丽军民总管府”和设在辽阳的“安抚高丽军民总管府”两个机构合并之时，取沈州之“沈”与辽阳之“阳”二字连成“沈阳”这个新名字，成为沈州新地名“沈阳”。并明确提出，在沈阳城市发展史上，1296年“首次使用了‘沈阳’二字”。还说早在1993年，作者就在公开出版的《沈阳城市史》一书中提出了这一沈阳之名“连成”说，即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支持。

　　此说颠覆了“沈阳”一名之由来的传统说法，在好奇心驱使下，我查阅了《沈阳史话》《清代盛京城》《清入关前都城研究》《沈阳地域文化通览》　等几本沈阳地方史著作，原来诸书对沈阳名称的由来，都秉承此“连成”说，其依据也都只是《元史·地理志》所载的那句话。“连成”说不仅在学界有影响，在社会上也传布甚广，一些坊间人氏也颇相信此说。

　　沈阳是因地处“沈水（即浑河）之阳”而得名。水北为阳，是历来我国地名形成的一条规则，是由自然地理特点而来的法则。沈阳地名为“连成”这一新说，令我产生疑问，仅凭一条并无根据的“史料”推想得出的结论成立吗？于是，我想探求个究竟，考证一下元贞二年之前，史上有无“沈阳”之名。

　　史学考证繁复费力，必须下笨功夫读原著。我从《元史·地理志》提到的相关人、事入手，逐页逐行仔细查阅，果然大有收获：《元史·洪福源传》　载：蒙古汗国窝阔台五年（1233年）“福源遂尽以所召集北界之众来归，处于辽阳、沈阳之间。”同传蒙哥八年（1258年），“高丽族子王　入质……遂见杀，年五十三。后赠嘉议大夫、沈阳侯。”还有《元史·王享之子兀爱因军功累升至“镇国上将军，总管高丽女直汉军万户府，兼沈阳安抚使”。

　　从以上三条材料看，作为地名的沈阳，或用沈阳冠名的“沈阳侯”“沈阳安抚使”等官职，其时间都早于1296年。是据此，无可辩驳地说明，沈阳之名绝不始于1296年，至少可以提前到窝阔台五年，即公元1233年。既然如此，元朝廷在元贞二年合并“两司”时，是沿用早已有之的“沈阳”之名来冠名新机构。

　　沈阳因沈水得名之说，不是坊间人氏的凭空流传，而是见载多种颇具权威性的历史文献，比如：《大元一统志》：“浑河在沈阳路……旧称沈水”；《全辽志》卷一《山川志》“浑河”条：“城南十里……即沈水，郡以此名”；刘世英（清）著《陪都纪略》：沈阳“因沈水以得名”等等。

　　略翻一下文献原著，就不难发现在《沈阳城市史》行世前，并无沈阳之名是取沈州之“沈”与辽阳之“阳”连缀而成之说，而是由我国自古以来地名形成的特定文化因素，即沈水之北故为“沈阳”而来其名。

　　“连成”之说虽也是依据《元史》中的材料得出的结论。但仅凭一条孤立的材料得出结论是不可以的，必须原原本本细读原著，搞清事情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所以，读原著要读全、读懂，才能得出正确的、有说服力的结论，否则，所得出的结论往往不是失于偏颇，就是不靠谱，以至以讹传讹，误导世人。

　　当下，浮躁之风学术界也难幸免，将“辅导材料”“语录”代替阅读原著成了一种倾向。原著，特别是那些经典性原著，是理论创新的基础，舍此，何谈创新？没有创新，何谈发展动力？值此全民大兴读书之风时，要多读原著，精读原著。

　　（作者系辽宁大学前副校长、教授）

　　□顾奎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