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卢建平在《中外法学》2017年第4期中撰文，立足刑事政策的立场，运用刑事一体化的方法，统合程序法、实体法、犯罪学、政策学等学科知识，探寻认罪认罚从宽的政策定位与根据，期望对该项制度的试点工作提供理论指导。

　　从渊源上看，认罪认罚从宽宜首先认定为政策，然后才演化为制度：一是因为其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特别是其中的“坦白从宽”政策)、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关系密切；二是从表现形式看，政策表述简约，甚至较为隐蔽，而制度表现得具体而复杂；三是从位阶上看，政策的位阶高，影响面广，而制度较为具体，位阶较低，且比较符合程序制度的特性；四是从改革实践看，总是先有政策后有制度，政策驱动制度创新，而罕见先有制度后有政策的。由政策演进为制度，比较符合认识规律和逻辑关系。

　　从历史传承的角度看，与认罪认罚从宽政策最具直接关联性的，当属我国司法实践中长期遵循的“坦白从宽”政策。从制度或政策出台的现实背景看，认罪认罚从宽应该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直接产物。

　　认罪认罚从宽超越了“坦白从宽”刑事政策，是宽严相济这一基本刑事政策之下的具体刑事政策，也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宽的侧面在新形势下的拓展和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