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几个事件，对笔者的启发很大：一是十九大报告重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文化自信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文化自信的主要内容就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党和人民的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二是今年10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的八十周年校庆和11月1日西南联大成立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两条重要学脉，但是这两个纪念仪式却显示出内外冷热之别，人大校庆虽然热，但主要动因是党和政府重视、校友的凝聚力和校友在新闻传播领域强大的影响力。西南联大纪念大会虽然声势没有那么大，但是知识界却反响很好，跃出一校甚至三校之外，其中缘由值得深思。三是笔者近日就“中国历史学教授口述历史计划”赴济南采访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文史哲》主编王学典教授，他认为山东大学以文史见长和《文史哲》在五六十年代的辉煌主要在于，山东大学兼具当时山东大学、华东大学、齐鲁大学的红色、教会和现代大学基因，而当时的北大和人大皆不能兼具政学，山东大学拥有华岗、成仿吾这样的杰出领导，是一所革命大学。

　　以此为基础，笔者通过知网进一步检索了与革命大学相关的文献，发现与北大、清华、南大等大学校史研究中的“显学”和重镇相比，革命大学校史研究不仅数量较少，而且研究水准也难以与前者比肩。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革命文化的代表，作为中国高等教育两大学脉之一，作为培养抗战建国干部、推广平民教育的重要历史载体，革命大学为什么不能“风景这边独好”？革命大学是否存在的一个谱系和阵营？革命大学校史研究未来将意欲何为？试一一论之。

　　大学校史研究的现状和不足

　　大学校史作为历史学和教育学的交叉研究领域，伴随着“民国热”和“大学热”，自2012年以来，民国大学校史的研究呈现出井喷的局面。新的史料和论著不断出现，尤其以南开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王强主编的《民国大学校史资料汇编》与叶文心著的《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较为典型。台湾中研院研究员苏云峰是校史研究的先行者，著有《从清华大学到清华大学》等，他将“思辨”的思想史和“典章”的制度史研究结合起来，开创用计量史学、叙事史学、结构-功能分析方法研究校史的方法，利用社会学的视角，将大学分为校长、教职员工、学生等不同主体，采用内部分析法和外部分析法，把政治文化史视域和生活史视域引入校史研究。王东杰著的《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许小青著的《政局与学府：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1919——1937）》是另外两本较为典型和经典的著作，他们开创了国家——社会、学术——政治、中央——地方民国大学校史分析范型，蒋宝麟、沈卫威等人延续了这种分析范型，着重阐释了南北学术的互动、交流与构建。

　　但是整体看来关于大学校史的宏观成果不多，除了各高校囿于各种条框由相关职能部门编纂的历史学者缺席同时又具有较强意识形态的校史外，王德滋著的《南京大学史》、《南京大学百年史》，萧超然著的《北京大学校史》，苏云峰著的《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三（两）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前身，1903——1911）》等较为知名，对民国大学校史的个案研究主要集中在北大、清华、中央大学、中山大学、川大等几所学校，教会大学和民国大学校长等也是比较受关注的几个方面，对其他革命大学、非著名大学、省立大学、私立大学等大学关注则不够。《北大图史》《清华大学文史哲谱系》《中山大学与近代中国学术等》是近年来较有新意的探索，但亦存在不足，《北大图史》具有保存史料，述而不论的特色，没有与文献史料解释很好的结合起来；《清华大学文史哲谱系》将文史哲三个学科分开来讲，各说各话；《中山大学与近代中国学术》主要以论文集的形式，众手修史，都缺乏贯通性和连贯性。

　　革命大学校史研究，相较而言相对失语了，除了人大、山大等少数高校之外，大多数声名不彰或者重视不够，虽然1984年4月10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编写革命大学校史的通知》，检索遍知网也找不到几篇高质量的论文。除了中国人民大学刘向兵、吴惠凡等教授撰写的《苏联专家与中国人民大学学科地位的形成——1950-1957年苏联专家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工作与贡献》《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人民大学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地位和作用》《吴玉章与中国人民大学建校初期的办学方针》《新中国文革高等教育的“工作母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办学探索与贡献》等具有较高的学术品相，建构起中国人民大学独特的政治与学术地位之外，很难发现令人眼前一亮的作品。口述历史研究成为校史研究包括革命大学校史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共有30多高校以口述历史的形式来做校史，中国人民大学的《求是园名家自述》就是其中的典范之作，笔者亦承担《口述历史研究——人大史学》研究生科研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