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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话语建构:来自哲学的分析
2020年03月14日 09:30 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 作者:李双套 字号
关键词:话语变革;话语建构;话语创新

内容摘要:

关键词:话语变革;话语建构;话语创新

作者简介:

  [摘要] 话语是对“现实”的说明和解释,反应了人们对“现实”的认识,话语变革的目的在于让话语符合 “现实”,而不能走向对“现存”的简单辩护。不过,“现实”是建立在“感性的人的活动”基础上的过程集合 体,话语理应根据“现实”的变化而不断变化。话语对“现实”的反映不是复写,而是以理论为中介,话语是 思想的直接现实,要在理论创新的基础上推动话语创新,这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话语演变历程的基本经验。话语变迁也有其自身特点,但从苏联教科书哲学话语失败的教训来看,不能夸大话语的“相对独立性”,而 应该在坚持实践第一的原则上不断切中“现实”。 

  [关键词] 话语变革;话语建构;话语创新;实践第一 

  [作者简介] 李双套(1984—),男,浙江安吉人,哲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新时代中国话语面临着社会日益增长的话语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的话语供给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由此可见,中国并非缺乏话语,而是话语反响小、和“理”的关系没理清、传播乏力。事实上,我们不缺话语,缺乏的是能有效说明现实、指导现实的话语,缺乏的是“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1]。借用经济学的学术概念,可以说,中国话语存在供给不足的问题。为什么存在一个话语供给侧改革的需要?话语是思想的显性表达形态,思想不是独立的、自由自在的吗?那么建构不是轻而易举的吗?为什么还要强调话语变革?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离不开对话语变革的原因、路径和规律的把握,只有回答好这些问题,才能进一步加快话语体系建设,以更好地说明现实、指导现实。

  一、话语建构的动因:话语反映现实,而非现存

  新时代中国话语建构的动力是什么?中国话语如何有效再现中国实践?话语是“感性的人的活动”的概念、范畴表述,是人类社会历史活动的言语记载,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表述到了的存在。所以,话语建构需要面向“存在”,也就是说话语问题并非“语言学转向”,更不是简单的概念变化和词汇更新,不能就话语论话语,而应该回溯到话语和“存在”的关系上去,“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所以,话语是对现实生活过程的说明和解释,反映了人们对现实生活过程的认识,话语的解释力、影响力和说服力取决于其与现实生活过程的契合度,它与人们眼中的现实生活过程越契合,则解释力越广,影响力越大,说服力越强,人们也越容易信服。反过来,如果话语远离人们眼中的现实生活过程,则解释力就窄,影响力就小,说服力就弱,人们就不相信、不认同,因为“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2]。人们总是以自己的经验感知为依据来确定话语的可信度,而话语的可信度会影响到以话语为依托的理论的合法性。所以,话语变革就是说要使得话语契合现实生活过程,邓小平说,“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3]。这也同样适用于话语,因为话语是思想的显性表达形态,话语变革体现的就是思想的变化和解放。那么何谓实际?何谓客观?在通常情况下,我们感知到的事物或者经历的各种事件,是不是就是现实?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来说,如果我们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经验主义,那么自然会产生这样的困惑,而且如果仅从字面意义上去理解马克思的思想,甚至很容易找寻到经验主义解释的文本依据,“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4],这里的“描述”和“实证”都是典型的经验主义话语。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经验主义,如果从经验主义角度去解读马克思这句话,很容易因为对“描述”和“实证”话语的关注,而将马克思思想理解为经验主义,事实上,这句话的重点是“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这也是马克思话语中“现实”的指向,我们所经验到的事物或者经历的各种事件还不能称之为“现实”,而只是“现存”。“现实”是内藏于“现存”中,并支配着社会发展的内在必然性和合理性,所以,现存可能只是表象,而现实指向的是本质、必然、肯定和规律,对现存的把握依靠“感性直观”即可,而对现实的把握需要从“感性活动”出发,“决不是一切现存的都无条件地也是现实的……现实性这种属性仅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5]。社会现实是本质和现存的统一,表现为历史的展开过程,是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所以,社会现实不是现存的、僵化的、永恒不变的、静止的东西,而是建立在“感性的人的实践”基础上的过程的集合体,“现实性决不是某种社会状态或政治状态在一切环境和一切时代所具有的属性……在发展进程中,以前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6]。话语是人类真实的历史实践活动的理论表达,“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7],如果话语只是“解释现存的东西”“承认现存的东西”,那么话语就变成了对现存的简单辩护,沦落为远离现实的意识形态,这种话语的虚假性源于“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8]。当社会成员的生活体验和以普遍性的形式出现的思想呈现出巨大鸿沟时,作为思想表达的话语就可能变成了得不到人们认可的空洞口号和得不到回应的空洞说教,这就造成话语的空洞化和口号化。话语应该不断反映社会现实在人的实践基础上呈现出的不断变革,而不是为了维护既定的“现存”,如果话语从反映实践走向维护现存,那也就丧失了批判功能,并可能成为阻碍社会变革的观念因素。

  在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实践中,之所以会出现走弯路的现象,从话语与现实的关系看,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认识到现存不等于现实。话语应该服从社会现实,而不是停留在社会现存,如果停留于社会现存,则可能走向对社会现存的简单辩护。把社会主义的理论原则及其话语看成是亘古不变的教条,当社会现实和理论原则及其话语之间有冲突时,不去思考社会现存的非现实性,不去思考原则及其话语的错误,而是用原则及其话语支配现实。简言之,认为原则及其话语不可能有问题,是社会现实本身出了问题。殊不知,这时的“社会现存”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它并不具有现实性、必然性和合理性,是应该被改革的对象,表达这种“社会现存”的话语也应该是被改革的对象。所以,话语变革就是从现存回归现实,是用新的、合乎现实的话语来认识和指导社会实践的发展。当代中国话语的建构离不开三种话语资源: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话语和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这三种资源相互融合、互相增补,但是三种资源都需要转化,马克思主义的话语需要中国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话语需要现代化,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需要本土化,而这三种转化都需要和当下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就是说要处理话语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就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来说,如果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僵化的教条的话,即对现存的简单辩护,那么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就有过时的可能。1872年,在《共产党宣言》发表25年以后,马克思这样评价其中的具体革命措施:“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9]。因此,不是马克思主义话语过时,而是僵化、教条的、没有根据现实的变化而发展的话语过时了,这样的话语已经不能解释中国的社会现实。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话语本身的问题,而是因为我们的错误理解所导致的问题,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没有反映生动的人类社会历史实践活动的问题。那么如何让话语更生动地反映实践呢?话语对实践的反映不是机械决定论,并非一一对应,有什么样的人类实践就有什么样的话语,话语对实践的反映需要以理论为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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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李双套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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