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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世界进入了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如果依然延续零和博弈的思维，将海外投资仅仅作为维护国家利益的工具，必将不利于全球经济的复苏。在此历史背景下，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继承和发展了古丝绸之路沉淀下来的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以共商共建共享为黄金原则，探索出一条合作共赢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

　　金融危机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乏力

　　金融危机后全球范围内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速明显下降，2009—2013年的五年间，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率仅为0.26%，而金融危机前五年的年均增长率高达25.3%。近五年来，随着金融危机的影响日益减弱，全球对外投资直接投资规模有所恢复，2015年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增长最快，增速为33%，达到1.1万亿美元，但2016年和2017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增速又有所放缓。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最新预测，2018年全球对外投资规模将增加到1.85万亿美元，即使这样，仍低于2007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此外，跨国公司作为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载体，近年来虽然海外分公司的国际生产活动仍在扩张，但增速却在放缓。2016年全球跨国公司的海外分公司的销售额和附加值分别增长了4.2%和3.6%，都低于近五年来的平均增长率。总体来说，受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以及各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全球对外投资规模虽然有所恢复，但尚未达到金融危机前的历史峰值。

　　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增长乏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集中精力恢复本国经济，并掀起了“再工业化”浪潮，对外投资的意愿和能力都有所下降。此外，发达国家还纷纷出台了吸引资金和利润回流的各种经济政策，比如美国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税收改革实现制造业回流，重振美国经济。实际上，通过调整税收政策来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在美国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二战之后，美国为了扩展海外利益，巩固美国霸权，就曾出台过税法政策，并规定美国跨国公司的国外和国内收入都将被征税，但当母公司收入通过子公司进行经营时，只有当国外收入所得返回国内时才进行征税。此外，杜鲁门总统时期的原材料委员会为了解决美国当时原材料短缺的问题，也曾建议修改美国税法鼓励跨国公司在海外矿产和石油行业进行投资。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些经济政策的调整促使二战后美国跨国公司迅猛发展，成为全球跨国公司的代名词。

　　对外直接投资的“公共政策”理论也认为，各国经济政策的变化比如税收减免、税收延迟或者转移定价等政策都会对本国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重要影响。历史不会简单重复自己，但总会押着相同的韵脚。2017年美国特朗普减税政策从另一个方面诠释了母国税收政策对跨国公司的影响。此次特朗普减税在于刺激“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利润回流”，希望利用税收政策的变化吸引跨国公司回到美国本土投资，最终带动国内投资和就业，提高本国居民收入。这种经济政策调整的背后其实体现了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和国家利益的互动关系。虽然两次美国税收改革的方向不同，前者是鼓励美国公司海外扩展，后者是吸引本国公司资金回流，但只是在不同历史时期跨国公司服务于国家利益的方式不同而已，本质上都是“美国第一”原则的体现。在这种零和博弈的指导思想下，金融危机过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倾向于选择吸引资本回流优先恢复本国经济，结果必然使得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动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