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提出推动经济发展质量、效率和动力三大变革的任务。2017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了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这与2016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部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逻辑上是一脉相承和紧密相联的。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明显成效的表现，在2017年经济增长速度企稳的因素中，供给侧条件变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主要不是周期性的，所以也谈不上像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的那样，出现了一个“新周期”，而且包括过剩产能、落后产能和夕阳产能在内的传统产能的市场出清任务也远未完成。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既需要贯彻新发展理念，也需要掌握全新的经济工作方法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所包含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要求我们提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本领。为此，借用古人韩愈的说法、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这样一种辩证思维，应该成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在市场出清方面打一场攻坚战的认识方法。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亟待发掘新源泉

　　在人口红利迅速消失的情况下，随着劳动力短缺特别是其导致的单位劳动成本上升和投资回报率下降，很容易让人得出结论，即传统投入驱动型经济增长难以为继，亟待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的增长模式，获取经济增长愈益需要的新动能。十九大第一次在党的政治报告中强调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指出了增长动力变革的方向。然而，许多人尚未充分认识到的是，同样由于人口因素作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也面临传统源泉式微的挑战。也就是说，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方式也面临着转型。

　　在享受人口红利时期，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到高生产率部门转移创造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据笔者最新的估计，1978年至2015年期间，中国劳动生产率实际提高16.7倍，其中56%是三个产业的贡献，44%来自于这种劳动力重新配置。随着农村16岁至19岁劳动年龄人口于2015年开始出现负增长，以及农业劳动力比重已下降到18%，未来劳动力转移速度将明显放慢。事实上，外出农民工增长率已从2005年至2010年的平均4%，下降到2016年仅为0.3%。在劳动力重新配置空间缩小的情况下，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源泉越来越是来自企业间的资源重新配置。

　　一般的说法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来自于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等。但是，这个创新的过程从来就不是所有企业齐头并进的，而是在创新成功的企业进入、生存，不能成功创新的企业退出、死亡这样一个动态变化中发生的。这就是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谓的“创造性破坏”。发达国家经验显示，企业之间生产率竞争导致进入与退出、生存与死亡，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作出1/3至1/2的贡献。因此，没有新的企业进入和生存，或者没有旧的企业退出和死亡，就丧失了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源泉，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也就不能形成。因此，新动能的形成应该既进也退、以退为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