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既是墓志创作的鼎盛期，同时也是墓志文体的重要变革期。这一时期，墓志逐渐突破了传统的单一程式化的叙写模式，即由对亡者生平事迹的叙述，品德操行、外貌才能的颂扬，简单粗略地表达撰者与家属对亡者的悼念之情，转变为撰者个人化、情感化的个性书写，强烈地表露出撰者的主观情感，从而彰显出较强的文学色彩。这一变革固然带有墓志文体自身发展演变的因素，但亦是唐代墓志文体不断破除既有文体壁垒，借鉴与吸纳其他文体表现手法的结果。这一变革拓展了墓志文体自身的内涵与外延，促进了唐代墓志原有文体格局的变化与发展。

　　唐代墓志文体与其他文体之间形成的交融与互动，是以唐代文体齐备的文学现实与唐代文人独具的创新精神为基础的。唐代文学全面繁荣，多种文体发展至鼎盛，诗歌、散文、传奇等重要文体均获得了长足发展，这无疑为唐代墓志文体吸收其他文体之长提供了便利条件。而墓志文体发展至初唐，逐渐固定为单一、程式化的叙述范式，内容多铺叙阀阅流变，缕述生平经历，歌功颂德，浮泛而空洞，实用性与叙事性有余而抒情性不足。体式既定，习者日多，固守不变，往往难出新意，因而招致追求个性的张扬、崇尚革新的唐代文人的强烈批判，激发出他们变革墓志文体的创新意识。而唐代文人往往多体兼擅，这亦是唐代墓志文体得以从其他文体获得借鉴，吸收营养，并顺利完成自我更新和发展的强大动力与客观条件。

　　唐代墓志文体突破文体界限，扩张自身的文体表现力，大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哀祭文悼亡述哀方式的借鉴。墓志虽也称颂逝者，抒发哀悼之情，但侧重叙述逝者的生平事迹；而哀祭文虽也追记逝者的生平，但偏重于述哀，“祭文者，叙其所祭及悼惜之情”，抒情色彩更为浓厚。由于唐代墓志文体多方借鉴了哀祭文悼亡述哀的抒情方式，使这一时期的墓志由传统的以叙述墓主的生平事功为主，逐渐转变为叙述与抒情并重，极大地增强了墓志这一实用文体的抒情性和情感张力。唐代墓志文体对哀祭文抒情方式的借鉴，突出体现在追忆手法的植入。祭文是对先贤耆旧、亲朋故交的伤悼祭奠之文，不可避免地会追忆逝者的音容笑貌，及与逝者往日相处的点滴，甚至生死相依的深情厚谊。唐代墓志在发展过程中，也借鉴了唐代祭文的追忆手法，更能展现撰者难以言表的深沉的悲痛与哀悼。李德裕在《唐茅山燕洞宫大洞炼师彭城刘氏墓志并序》中追忆了自己贬谪南迁，病笃沉痼的妻子刘氏舍命相随的往事，以贬所环境的艰苦反衬妻子的深情挚爱，强烈抒发了自己内心浓重的悲痛与哀悼之情。还有一个突出体现是议论手法的运用。哀祭文擅长运用议论手法宣泄沉痛的悼亡情感，以激起读者的共鸣，增强艺术感染力；唐代墓志经常借用此种议论之法，叙述、议论、抒情相结合，深化了作品的情感内蕴。无怪乎储欣盛赞韩愈《李元宾墓志铭》“铭词与《祭十二郎》相埒，皆言有穷而情不可终”。虽然储欣此言仅是说明二文因采用同一修辞手法，而达到了近乎一致的艺术感染力，但是这亦可作为唐代墓志借鉴哀祭文的又一有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