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经济发展必须依靠创新，中国新发展理念的第一条就是创新。从2016年中国主办G20杭州峰会，到2017年初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再到正在厦门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创新发展始终是核心内容，已经形成全球共识。

　　未来经济发展必须依靠创新，中国新发展理念的第一条就是创新。从2016年中国主办G20杭州峰会，到2017年初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再到正在厦门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创新发展始终是核心内容，已经形成全球共识。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看，中国对创新的重视和投入都是空前的。中国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为中国和世界经济未来的发展提供创新的思想和路径。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建设“一带一路”。

　　中国对世界经济未来的思考与全球治理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是基于中国对当前世界的宏观和前瞻性认识。如今世界变化之快，很多国家看不懂，觉得这个世界越来越混乱，经济长期低迷，地缘政治不稳定，不安全性和不确定性增加，各种风险积聚。

　　习近平主席指出，“从历史维度看，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基辛格说，“当今的国际体系正在经历四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

　　当今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

　　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来观察世界，变化是常态。当今世界概括起来看是：美国世纪已经终结，世界进入后美国时代；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双双进入“转换期”和“调整期”；世界政治、经济也因此双双进入“新常态”。

　　时代转换变迁必然会产生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

　　一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力量上升，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力量格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7年数据显示，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西方发达国家GDP占全球总量之比从1980年的64%下降到42%。全球治理开始从“西方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转变。无论是从1648年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还是从19世纪西方殖民时代算起，从20世纪下半期到进入21世纪，西方“一统天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东西方”或者“南北方”已进入可能持续较长时间的“战略僵持期”。国际秩序进入新旧转换期，大动荡是常态，大调整在所难免。

　　二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开始走下坡路，实力相对下降，产生了严重的“战略焦虑症”和“不适应症”。美国新保守主义断定，新兴大国不可能和平崛起，与守成大国必有冲突。美国战略重心从欧洲和中东转移到亚洲特别是东亚，“亚太再平衡”、“离岸平衡”、在亚太加强对中国的军事威慑等，都是由此而起。奥巴马时期如此，特朗普上台后有增无减。地缘政治的跌宕起伏、不确定性和冲突的风险增大是世界政治新常态的主要特征。

　　三是世界经济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长期处于低迷徘徊状态，指导思想出现混乱，正在寻找新的发展模式。从发展模式看，原有模式动能逐渐耗尽，难以产生推动世界经济未来发展的新动力。近几十年来占世界经济主导地位的西方新经济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业已破产，各国都在寻找新的发展道路、发展理念、发展模式。

　　而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技术革命日新月异，未来经济发展的生产方式、生产模式、商业模式都在发生巨大改变，世界经济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转型。相较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这三次工业革命来看，第四次工业革命尚未找到“颠覆性”的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四是全球化进入“新时代”。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博弈正在加剧，社会矛盾激化、分化加深。主要原因是，很多国家特别是主要发达国家没有解决好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的矛盾，导致全球化出现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民粹主义思潮和政治极端化呈泛滥趋势。

　　美国主导的金融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造成了“1%与99%”的贫富悬殊。现在，世界基尼系数远远超过0.4%的警戒线，达到0.7%。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拥有的财富相当于社会底层90%至95%人口的总和。

　　“黑天鹅事件”层出不穷，美国大选、英国退欧、西方国家政治极端化，都是“逆全球化”的表现。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反全球化特征明显，“美国第一”成为美国政策的基准，退出《巴黎协定》，反对自由贸易，保护主义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