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党政院校 >> 党史研究
始终保持对官僚主义的高度警惕 ——周恩来与《反对官僚主义》
2020年05月27日 14:41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0年第5期 作者:孙新 字号
关键词:官僚主义;中国革命;周恩来

内容摘要:

关键词:官僚主义;中国革命;周恩来

作者简介: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周恩来一直以对工作认真细致、公私分明、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为人们所称颂。他之所以具有如此高尚的精神品格,其根本是他对人民利益的极端负责。周恩来把自己看成人民的“总服务员”,反复强调“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正是因为如此,周恩来深刻认识到官僚主义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大敌,对官僚主义深恶痛绝,始终坚持与官僚主义行为作坚决斗争。1963年5月29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所作的《反对官僚主义》的报告就集中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十几年来干部队伍的实际状况,详细列举了官僚主义的20条典型表现,深刻分析阐述官僚主义这一顽症痼疾的产生根源、生成条件、主要表现、政治后果等。

  一、从“跃进号”沉没事件看官僚主义的危害

  在新中国的前进历程中,与官僚主义的斗争从未停止。1950年整风、1951年“三反”与1953年“新三反”、1956年精兵简政、1957年整风、1960年农村“三反”运动,每次运动的疾风骤雨都指向官僚主义。但官僚主义并没有就此销声匿迹,正如毛泽东所讲的:官僚主义“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必须长期坚持不懈与之斗争下去。

  1963年发生了“跃进号”首航沉没事件。4月30日,一艘名为“跃进号”的货轮,满载着1.3万吨玉米从山东青岛港出发,前往日本门司港。然而让人惊愕的是,刚出发1天,“跃进号”就在济州岛西南海域苏岩礁附近沉没。在当时西方国家对华实行严密经济封锁的严峻形势下,作为新中国自主建成的第一艘万吨级大型货轮,“跃进号”原本将大大缓解我国单纯依靠租用外轮的状况,这使得其遇难沉没格外引人注目。

  事件发生后,周恩来亲自处理此事。他于5月2日、3日、7日四次约谈相关人员,并于5月12日冒着浓雾飞往上海组织现场调查。经过十多天的调查,最终确认货轮系触礁沉没。就在货轮沉没事件发生前后,交通部门还连续发生多起事故,造成许多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这一系列事故暴露出从交通部到所属单位各级领导思想麻痹、工作粗糙、无人负责等多个方面的严重问题。5月24日,周恩来在时任交通部部长王首道的报告上严厉批示道:“一句话,就是有领导地走群众路线。首长带头,大家动手,同心协力,保证安全。去掉官架子,建立新风气。”(《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为此,周恩来在5月29日给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作专题报告时,对着在座的200多位部长们,以“跃进号”货轮沉没事件为例讲道:这是最深刻的一个教训,归因在于出现了致命的官僚主义。

  二、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来反对官僚主义

  对于官僚主义的根源、表现和危害性,周恩来也不是首次提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周恩来在反对官僚主义问题上的态度一贯而坚决。1926年周恩来主政东江时,在政权建设中特别注重把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融入其中。他公开宣扬:“共产党必须站在工农群众方面,为解除他们的痛苦奋斗到底。”(《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949)》第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周恩来请各界代表对政府的施政方针“严密地加以批评”,使政权体现出充分的人民性。为纠正原来“徒恃一纸公文”的官僚主义作风,消除政府和群众之间的隔阂,周恩来亲自主持了东江各属行政会议,“为人民实行参与革命政治”(《东征史料选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1928年11月,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周恩来提出要将官僚主义作为组织观念上的错误之一进行严密检查,明确指出“少数有领袖欲的人想造个人地位”,直言“这是破坏党的最恶劣的倾向”(《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1929年7月14日,在周恩来参与发出的《中共中央给鄂东北特委的指示信》中指出了鄂东北党部在组织上存在的十二种不正确的倾向,第一种就是官僚化的形式主义,提出官僚主义“不有〔是〕无产阶级政党中所应有的现象”,告诫道“党若脱离了群众,……一定要造成党的腐化与官僚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192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始终对官僚主义保持高度警惕。1949年12月,他在向参加全国农业会议、钢铁会议、航务会议的人员的讲话中指出:“只有广大人民在生产中发挥了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也才能更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从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对以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来反对官僚主义的深刻思考。1952年4月,周恩来明确提出“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官僚主义”的观点,主张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反复强调“光有集中,没有民主,就成为官僚主义了。我们应该提倡民主,才能克服官僚主义”(《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其后,周恩来再三强调必须反对官僚主义。1956年,周恩来从国家的领导制度的高度深入剖析了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源,一针见血地指出:“官僚主义和强迫命令的结合,是我们行政工作部门的大问题,是我们国家制度上的一个问题。”(《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他还进一步分析了权力过分集中导致了官僚主义的产生:“你掌握政权,总有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时就会有偏向。特别是因为我们搞社会主义,为最大多数人民谋最大利益,集中最大权力,做最大的好事,人民比较满意,在这样的情况下做错了一点事情,容易为人民谅解,就使我们很容易忽视发扬民主而犯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可以看出,周恩来从制度设计的高度提出了反对官僚主义的治本之策,也就是“要在我们的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使民主扩大”。关注点由个体素质到制度保障,以民主集中制反对官僚主义的命题体现了周恩来对官僚主义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其后,周恩来在许多场合一再强调要反对官僚主义。1968年7月23日,周恩来在接见黎清毅率领的越南政府经济代表团时提出“我们搞社会主义的大病之一,是脱离群众,机构太多、太重叠,这就会产生官僚主义”(《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1973年9月10日,一架巴基斯坦飞机回国时因发动机着火请求空中放油并返回机场,塔台指挥员、机场值班领导、空军几级领导、总参等十几层领导竟无人敢作主解决,结果致使飞机在空中带险盘旋了33分钟之久。周恩来知情后,于次日凌晨1点在人民大会堂召集有关人员召开紧急会议,在会上严厉批评了相关领导,痛斥“这是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

  三、绝不能容许官僚主义再继续发展下去

  一般来说,官僚主义的思想最终都要通过官僚主义的行为表现出来。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报告中,周恩来聚焦官僚主义的行为模式,从微观的动态的角度去探究官僚主义行为的规律,对官僚主义的表现进行了彻底地解剖。对于官僚主义病症的思想来源,周恩来分析指出,“官僚主义是剥削阶级长期统治的遗产。中国长期是封建社会,一百年来又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官僚主义更是有深远的影响”(《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由此看来,官僚主义是封建统治留给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遗毒,是封建思想和封建作风的影响。对于官僚主义的表现,周恩来将其细化分解为二十种,有:脱离领导、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式的官僚主义,无头脑的、迷失方向的、事务主义的官僚主义,老爷式的官僚主义,不老实的官僚主义,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做官混饭吃的官僚主义,颟顸无能的官僚主义,糊涂无用的官僚主义,懒汉式的官僚主义,机关式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官僚主义,特殊化的官僚主义,摆官架子的官僚主义,自私自利的官僚主义,争名夺利的官僚主义,闹不团结的官僚主义,蜕化变质的官僚主义,走上非常危险道路的官僚主义。由此可见,周恩来关于官僚主义的相关论述,体现了从与官僚主义作思想斗争,到反对官僚主义的制度设计,再到官僚主义的表现这样一个认识逻辑,层层递进,层层深入,由静止而动态,最后落脚在官僚主义的行为,抓住了反对官僚主义中最为核心的问题“人的行为”,对于官僚主义的认识越来越走向纵深的微观层次,体现了周恩来对于探索反对官僚主义有效路径的进一步思考,是反对官僚主义思想的纵深发展。

  周恩来明确指出“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警示全党“官僚主义在我们执政的党内,在我们的国家机关内,的确是十分有害、非常危险的”,强调“官僚主义的态度和作风已经给我们的工作造成许多损失,如果听其发展,不坚决加以克服,必将造成更大的危害”。为此,周恩来直言“绝不能容许官僚主义再继续发展下去”,要求必须与官僚主义开展尖锐、激烈的斗争。

  四、反对官僚主义就是为了密切联系群众

  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而官僚主义背离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优良作风,在政治上最大的危害和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脱离群众。因而可以说,整治官僚主义与密切联系群众是处理党群关系这一问题上截然相反的两个方面。反对官僚主义从另一个方面讲,就是要密切联系群众。

  关于密切联系群众,周恩来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历程中对其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探究,对党密切联系群众的理论动因和价值旨归进行了深刻的阐述,而他本人正是实践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的崇高典范。

  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就对军队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指出,革命军队“为人民所用之军队”,“军队之打仗是为人民而打的”(《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到了土地革命时期,1929年9月,经周恩来审定发出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专门论述了“红军与群众”,强调“绝不要忽略群众日常生活上许多未解决的问题。……应该细心去了解群众日常生活的需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南方局时期,为开拓国统区工作的新局面,周恩来就群众工作提出了“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的崭新观点,这是对党群关系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当时,正在重庆红岩参加整风学习的周恩来在《我的修养要则》中写道:“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1946年10月,周恩来在上海纪念鲁迅逝世10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中这样说道:“对人民,我们要如对孺子一样地为他们做牛的。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历史方位、执政条件的转变,党群关系面临着新的考验。对此,周恩来在担任国务院总理的26年间,一直心系人民,和广大群众同甘苦、共命运,用一言一行诠释了他的群众观。在此,我们可以通过周恩来开展调查研究的事例加以领会理解。

  1961年,为调查因“大跃进”和自然灾害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农业生产严重衰退和农民生活异常困难情况,中共中央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周恩来也多次强调开展调查研究的重要性。3月19日,他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上指出:“要改正缺点错误,必须从深入下层,深入群众,认真进行调查工作入手。”(《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他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告诫全党:“脱离我们的基本阶级群众,就会丧失党的基础。……目前的毛病,还是我们发号施令太多,走群众路线太少。”(《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后来,周恩来亲自沉到一线,到河北省邯郸市原武安县伯延公社考察调研,听干部群众讲真话。在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和进行系统分析总结的情况下,将公社社员普遍不赞成办公共食堂和分配供给制的情况向毛泽东进行了汇报,促使中共中央逐步纠正了一些错误政策,为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创造了重要条件。1966年上半年,周恩来还对北方八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干部提出:各级领导要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要“改变领导方法”,“今后领导要多和群众相结合”,“要多到群众中去取宝,从群众中取经,要自下而上多于自上而下,从群众中来多于到群众中去”(《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倡导领导干部要接地气、通下情,通过调查研究这一工作方法来发现和解决问题,拉近干群关系。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再回到《反对官僚主义》一文,周恩来对官僚主义的20种表现的详细论述直面问题、态度明晰,就是要坚决反对官僚主义,不仅在当时抑制了官僚主义的发展蔓延,至今仍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对我们党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作者简介

姓名:孙新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钟义见)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