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作为不担当问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历来都有，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轻重程度也不一样。我们党在各个历史阶段，都非常重视整治不作为不担当问题，并在治理过程中进行了大量实践，积累了丰富经验。系统梳理总结这些历史实践和经验，对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更好整治不作为不担当问题，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 我们党整治不作为不担当问题的历史进程

　　不作为不担当问题是党的历史上一些老问题的新提法。每当党的事业进入新的历史转型时期，干部队伍中往往会产生不作为不担当问题。从历史上看，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十八大以来是不作为不担当问题易发多发的时间段。因此，我们党治理不作为不担当问题的历史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战争年代，党的主要任务是领导武装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这一时期，不作为不担当问题只在少数干部身上存在，而且主要发生在党领导革命根据地建设的早期和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陕甘宁边区，具体表现为片面重视军事工作而忽略其他工作，导致军政发展与经济社会生产发展的不相协调。1934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指出：“在我们的工作人员中，曾经看见这样的情形：他们只讲扩大红军，扩充运输队，收土地税，推销公债，其他事情呢，不讲也不管，甚至一切都不管。”毛泽东同志形容这样的干部，除了三餐不食之外，很像一尊“泥菩萨”：一声不响，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正，六亲不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久坐不动，十分无用！针对经济和军政发展不平衡引发的机构臃肿、官僚主义、推诿扯皮等问题，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期间，毛泽东同志采纳了李鼎铭等11人提出的精兵简政议案，并指出“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

　　党中央认为，不作为不担当的问题，根子上还是干部的思想问题，不少干部仍保留着旧传统的陋习，而对这些干部的教育培训也不够。于是，我们党主要采取了五项措施：一是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通过整党整风运动，增强干部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二是动员群众参与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让群众监督政府和党员干部；三是建立健全民主集中制，发扬党内民主；四是确立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激励担当作为；五是通过精兵简政整顿各级组织机构，提高整体工作效能。通过以上举措，党的干部在血与火的洗礼下迅速成长，成为带领广大群众坚持革命斗争的骨干力量。

　　第二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国家各项建设迫切需要一支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干部队伍。但是当时的干部队伍，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不能满足要求，不作为不担当问题比较突出。有些干部革命意志消退，认为革命胜利了不用再奋斗了，进取意识淡化“不想为”。有些干部存在“本领恐慌”，革命年代的工作经验已不适应当时工作的需要，新形势新任务使得部分党员干部出现工作压力大、思想负担重和畏难情绪，学习能力不足、本领恐慌导致“不会为”。此外，由于新政权建设需要大量的干部，很多人员未经严格筛选就加入干部队伍，而且被快速提拔、频繁调动，导致干部队伍整体素质不高。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党从干部教育、选拔、管理、监督等各方面采取了有力措施。一是在干部教育方面，先后作出了在职干部学习、加强理论教育以及轮训全党高、中级干部等一系列部署。二是在干部选拔方面，逐步从大规模快速提拔干部的办法改为稳定干部职务、提高干部能力的办法，而且明确提出了“又红又专”的干部标准。三是在干部管理方面，逐步建立分部分级管理制度，建立了职务职级工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奖惩等制度。四是在干部监督方面，建立了党内监督制度，1949年11月出台《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这些措施从根本上加强了干部队伍建设，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提供了重要保障。

　　第三阶段：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很多干部的政治、业务素质跟不上事业发展的需要，不作为不担当问题再次凸显。有些干部思想僵化教条主义，长期以来“只抓革命不抓生产”的“左”倾思维定势，导致对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不理解、不支持，甚至公开抵触和反对；有些干部习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作，新的市场经济环境和形势让一些干部变得不适应，甚至有的干部思想有顾虑，怕犯错误“不敢为”，拖拉懒散，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此外，随着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推进，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的领导干部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忽视国家利益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产生一系列不称职、不负责的行为，导致损害国家利益、人民生命财产、公共财产的事件高发频发，比如，1987年大兴安岭火灾、1999年烟台“11·24”特大海难、2003年“非典”事件、2007年山西“黑砖窑”事件、2008年贵州瓮安县“6·28”事件等，社会各界反映强烈。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党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一是提出了干部“四化”方针，大规模选拔中青年干部。二是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干部离退休制度和退居二线制度。三是大规模开展干部教育培训工作，逐步恢复和新建各级党校，推动干部教育经常化、制度化、正规化。四是建立和完善干部考核制度，中央组织部于1979年11月下发《关于实行干部考核制度的意见》。五是探索调整不胜任现职领导干部的职务，中央组织部于1986年11月发出《关于调整不胜任现职领导干部职务几个问题的通知》。六是建立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机制。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就有一些责任追究的事件，但问责走进公众视野，真正为广大群众熟知和关注，则是从2003年“非典”开始的。2009年5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从此干部问责走向制度化，成为监督干部的利器。这些措施从根本上解决了当时干部队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为开创改革开放新局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奠定了组织基础。

　　第四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推进“十三五”规划、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干部队伍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一些干部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不作为不担当问题再次突出，主要表现为：消极懈怠，不想作为；畏首畏尾，不敢作为；花拳绣腿，不真作为；能力不足，不善作为。影响这些问题产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从干部管理来看，主要是随着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纵深推进和党内监督制约的加强，一些干部不习惯在有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下工作生活，各方面的从严规范使得一些干部不敢“乱为”，却又不知如何“善为”。从干部履职环境看，随着经济发展“新常态”和转型创新升级，外加干部政绩考核“不唯GDP”，干部的压力更大、要求更高、任务更重，“能力短板”和不适应，使得一些干部除了重复口号以外，往往难以拿出真招实招。从干部自身来看，随着反腐持续高压态势、各种风险矛盾叠加释放、各项改革任务急速推进以及政府各部门职责边界不清晰、部分官员间推诿扯皮等多因素存在，一些党员干部秉持“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宁可不干，也别错干”的思想，出现懒政怠政、为官不为现象。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出台诸多举措来解决这一问题。一是加强干部教育培训，提高干部思想觉悟和能力本领。二是确立新时期好干部标准，突出“敢于担当”的标准要求。三是健全干部考核评价机制，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四是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为积极作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撑腰鼓劲。五是坚持严管与厚爱相结合，2016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以此规范和强化党的问责工作，用“问责风暴”倒逼担当作为。六是抓住“关键少数”，压实监督管理主体责任。这些举措为我们党造就了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组织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