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同年12月，陈云开始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而此时，全国只有四万多党员，还主要集中在红军和陕甘宁地区及其他一些小块根据地。在这种状况下，要想贯彻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必须大量发展党员和培养党的干部。然而，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加和队伍的壮大，党员成分变得日益复杂，各级干部如何做好组织工作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等是当时培养干部和骨干人才的地方，1938年9月，陈云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作《论干部政策》的讲演，他辩证地看问题，用十二个字概括了“用人之道”。

　　“了解人”

　　“了解人”要求彻底、全面，在看到人缺点的同时也要看到优点。陈云认为，当时在用人方面存在两种毛病，一种毛病是看人只看一面，不能面面俱到。比如说在分配干部时常听到坏话，说这个人自高自大，那个人懦弱无能。陈云指出：“一个人的长处里同时也包括某些缺点，短处里同时也含着某些优点。”自高自大的人虽有缺点，但是做起事来往往比较有信心，因为这种人通常都是有一点本领的，假如给他划定范围，指明方向，让他大胆去干，他还是可以做出成绩的。而懦弱无能的人优点就在于小心谨慎，适合做机要、调查等工作。“用人就是用他的长处，使他的长处得到发展”，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弱点和短处在某种程度是可以被克服的。如果领导对下级都能做到知人善用，那么“在革命队伍里，无一人不可用”。

　　另一种毛病就是对一个人没有根本的估计，“只看到这个人今天干了什么，没有看到他以前干些什么，只看到他本领的高低，没有看到他本质的好坏”。这种毛病就体现在对干部“随便提上来，随便放下去”，像打桩子一样，今天表现好了，把这个干部抬上了天，明天表现得坏一点，就把他打到地下去。老百姓盖房子打桩，一上一下，愈多愈好，可是对干部这样来几次，那这个干部就断送完了，“因为他的自信力早已失掉，再也不敢做工作了”，这样的用人会造成很大的错误。在江西苏区时，毛主席的弟弟毛泽覃，有人说他犯了错误，不能用了。后来扩大红军需要人手，将他派到一个区域去，他超额完成任务，许多人就又将他抬高。之后他被调往闽赣边界的游击区，几个月后，因为说了几句近于右倾机会主义的话，再加上这时恰巧又派他去扩红，但他没有取得好成绩，于是人们又说他不能用了，送到哪里都被拒绝。最后红军退出江西时，他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所以，看人不能只看一时，而应有根本的估计。

　　“气量大”

　　“气量大”就是要善用各种人才，广泛地团结人。抗战爆发以后，许多人心向共产党，不远千里奔赴延安，西北旅社里各党各派、新闻记者、青年团体等络绎不绝。这么多人员的涌入，使得根据地干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陈云说，他1932年在上海开办一个训练工人干部的学校，只上课六天，而学生也只有六个人，但现在抗大、陕北公学、鲁艺再加上党校，在延安就有一万多学生。“从前办学校只有六个学生，倒很简单。今天各种各色的人都有，复杂得很”。但是“要干大事情，就免不了要遇到复杂情况”，只有几个人的简单，革命永远不会成功。“共产党是先锋队，要领导广大的后备军，要与广大群众打成一片，它周围必然是复杂的”。我们不仅要有抗大、陕公的同志去和敌人搏斗，还要团结更多的群众和同志。

　　陈云认为，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全国十几个省响应，“原因之一就是他气量大，什么红枪会、哥老会、三教九流的人他都要，不论党派成分，各种人都要，所以能做大事。我们也必须善于用人，只要这个人有一技之长，就要用”。社会上的人才数不尽，许多不是党员，同志们毕业后去到敌占区，那里藏龙卧虎，只要你代表民族和劳动人民的利益，组织游击队干得好，躲着的人最终都会投奔你。只有气量大，只有不怕复杂，革命才能干成功。